朱世紀

1940年，朱世紀在日治臺灣宜蘭鄉下出生[1]。其父親朱阿輝是臺灣共產黨成員，因為羅東紙廠罷工案被逮捕，後來因為遭到臺灣總督府警察刑求，出獄後不久即逝世[2]。由於父母親從小逝世，朱世紀居住在姑媽家，堂兄陳都後來成為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會長[2]。朱世紀先後就讀臺灣省立宜蘭中學高中部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3]，林義雄便是他的高中同學、以及大學晚一屆的學弟[2]。1964年，他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1]。在早稻田大學就讀1個學年後，轉至法政大學寄籍就讀6年，並利用學生身分取得「在留卡」，掩護自己從事學生運動[2]。

朱世紀長期對於「台灣青年社」的作風有所批評，反對所有的成員經常參與街頭示威，認為這將會導致組織政治色彩過於濃厚[4]。在這時期，他一方面打工，一方面從事留學學生運動，並且研究共產主義思想[5][6]。1956年，他組織「臺灣學生聯誼會」，成員約有400人至500人，當中約有80%的成員後來返回臺灣[4]。1964年，他參加日本的「台灣民族解放陣線」組織[3][7]。當時朱世紀的「台灣民族解放陣線」與史明的「獨立臺灣會」同時反對日本左派人士與右派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8]。

1972年，隨著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許多「臺灣學生聯誼會」幹部被在日台灣同鄉會吸納[4]。1973年，朱世紀在東京創辦、發行中文版的社會主義刊物《臺灣文化》，提供給不能完全理解日語的留學學生閱讀[9]。到了1990年開始，由於他認為在日台灣同鄉會應該和台灣獨立運動分隔開來，另外舉辦針對學生的「料理會」[4]。在這時期，他藉由經營分租宿舍維生，每個月約有100萬日圓的收入，這也成為其持續發行《台灣文化》雜誌及「料理會」的經費來源[6]。1992年8月底，他獲准返回臺灣[6]。

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朱世紀已經在日本發展出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並自此長期主張台灣獨立運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35]。他強調以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作為行動主體，進而推翻蔣中正政府[2]。朱世紀認為在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總體利益中，台灣獨立運動是革命的其中一部分，即在推動臺灣獨立運動的同時，也必須藉由「無產階級專政」、「被壓迫民族專政」等，朝向更為終極的目標——社會主義革命與世界革命[36]。他因而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必然階段[37]。

朱世紀認為臺灣社會仍然處在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中國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和外國資本的統治工具，利用大漢沙文主義來阻止臺灣民族自決，亦會利用民主和選舉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予以修飾，透過有形與無形的手段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專政」[38]。他還強調在達到台灣獨立建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存在著「暴力、武力」手段的必然性，認為放棄無產階級革命便是放棄革命自身，將永遠無法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39]。他認為台灣存在立即革命的條件，革命力量必須透過武力行動不斷累積，並且應當排除任何選舉或改良主義的手段[40]。

朱世紀還將社會階級的立場本質化，認為整個臺灣歷史的本質並非民族壓迫、而是社會階級的問題，民族的壓迫只是台灣歷史的現象[41]。因此他批評史明過於強調民族壓迫，不但沒有凸顯出階級矛盾，反而是將階級矛盾的問題加以掩蓋[42][41]。在1994年省市長暨省市議員選舉期間，針對獨立臺灣會和新黨人士發生衝突對峙事件，當時認為組織還不夠健全的史明為了避免出現武力衝突，勸退獨立臺灣會的成員，朱世紀則批評史明的表現過於軟弱，而且「時空認識錯誤」[43]。而由於自己參與的組織運作鬆散、力量薄弱，朱世紀還主張建立一個革命性質的「前衛黨組織」[44]。

• 《戰鬥的日子》（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