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𪸩

戴国𪸩于1931年出生于台湾日治时期的新竹州平镇庄（今桃园市平镇区）。由于戴国𪸩的祖父和父亲都视日语为「贼」用的语言，对日语相当地排斥，因此戴国𪸩的日语学习起步较晚；这也导致当戴国𪸩进入州立新竹中学就读时，因日语的发音而遭日籍教师凶恶地骂为「支那人」、「清国奴」。[1][2][3]1945年，日本战败，戴国𪸩跻身在夹道欢迎国民政府的人群中。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当时就读建国中学的戴国𪸩亦亲眼目睹军警的镇压[4]。家庭教育、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光复」的欢迎、以及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亲身经历，都影响戴国𪸩后来的历史研究方向和思维。

1955年，戴国𪸩赴日本就读东京大学农经系。在东京大学攻读博士班的时候，开办东京大学中国同学会，并先后担任第一、二届总干事。曾在1961年以东京大学中国同学会总干事的身分邀请时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业经济组技正李登辉赴日演讲，李登辉勉励他「多多考虑，用一点心研究台湾经济史」。也因其开办东京大学中国同学会、并筹组读书会，被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认定为左倾、没收其中华民国护照，而无法返台[5][6]。后来直至1969年，去国13年后，方始第一次回台访问。

1963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徐庆钟和总统府资政丘念台先后赴日安抚留日学生，其间曾游说戴国𪸩回台服务，但为戴以其志在研究而婉拒[7]。1971年，戴国𪸩因不满当时的台湾以研究台湾史为禁忌，而日本又以研究「明日之星」的中国大陆为尚，故在日创办「东宁会」着手研究台湾史，并开研究雾社事件、二二八事件之风气之先；其后东宁会改名为「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6]。其后又和吴浊流、比嘉春潮等结纳，并任日本崇正总会报纸《客家之声》的编辑。1981年出版其后为魏廷朝所翻译的《台湾雾社蜂起事件：研究与数据》，1983年又以笔名「梅村仁」在《台湾与世界》杂志连载《二二八史料举隅》。其后针对台湾议题在各地进行演讲。

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出版雾社事件史料书《雾社事件研究与史料》，此书在日本销量不错，却有日本黑道人士恐吓戴国𪸩“你这个清国奴，你赚着日本的钱，还敢骂日本”，戴国𪸩答复“请你们去读一读，那本书里所用的数据都出自于日本政府出版的刊物，我没有乱写，我所讲的都有根据”[8]。

1983年7月2日，戴国𪸩于美国中西部夏令营的演讲，直言台湾独立运动歌颂日本殖民统治政绩的危险：

台独认为日本给台湾带来了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化的话，日本人一般听起来很顺耳，很可能就变成了甜言蜜语，这个可要害人不浅，危害的范围很可能还要扩展到东南亚。……
一般日本人若是认为殖民地统治能做出好事，并且有「曾经受过统治的民族」出来见证时，日本老百姓向哪里去学历史的教训呢？很可能他们还会重踏他们的老路子也说不定；如此的话，当然亚洲全域难保和平，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无法树立。
我的忧虑从台湾出发，一直到有关亚洲的和平。我认为，我们台籍人士假若没有搞好台湾史的话，将会自误误人；同时也担心，台籍知识分子因不谙台湾史的真面目，而被借为「殖民统治史的见证人」害己祸人，并且可能给亚洲带来了不幸。所以我立志修台湾史。……
日本史书一直以「割让」来叙述日本统治台湾的契机。清朝既然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个该是合法的，不能视为侵略；日本人如此主张。
第一代台独人士的言论，尤其是邱永汉、王育德两氏的言论，给日本人带来「负」的历史意识：他们以东京帝大的校友、以台湾人的「菁英（elite）」姿态立论著书，来肯定日本帝国主义给台湾农业带来了资本主义、给台湾现代化奠了基、给台湾农业带来了现代化水利设施－－好比嘉南大圳等等。这些言论以日文发表，它不但变成了「媚药」，还帮助了日本人，把他们原来已经很稀薄的殖民地统治罪恶感冲淡了不少。……
只从殖民地统治遗留下来的「成果」来评估殖民地「母国」的功过，是不充分的。就台湾而言，日本人把糖厂留下来并不是他们自愿的；日本战败了，被逼卷了铺盖滚回日本，万不得已留下糖厂，这才是真相。
我始终不能了解一些党外人士最近的言论，他们喜欢提出「一千八百万的全体台湾人」的话。我认为他们的提法虽然比起台独第一代等人士常把省籍矛盾无限扩大成民族矛盾那一类的言论有些进步，但我觉得一千八百万人的提法既没有「内容」、亦是含糊不清的。至于有强逼一些大陆籍人士或大陆籍人士的后裔认同「台湾人」为至上课题，这一种强奸民意的作法是少有效果的，它亦不该是我们追求民主自由、人权至上人士来肯定的行为。
最近党外论坛内部，有意无意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台湾意识」，或有意地强调「台湾人意识」的成长和成熟。我认为他们有一点焦急，有意回避客观现实、轻视历史过程，而一心一意、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理念」、主观愿望道出来；这个有一点像东条英机提倡大和魂、高扬日本精神的作法。……
〈龙的传人〉为何能在台湾校园歌曲中保持它的长期地位，还不值得高唱「台湾人意识成长论」者探讨的吗？一千八百万「台湾人」应该包含有多元的存在；我们只要不是装糊涂、缺乏社会科学学养的话，我们是不作这一种提法的。不过我还是同情，那些正在玩「政治魔术」的党外民意代表们不得不做出那一种呼吁的处境；但是，这一种同情是属于「情丝」一类的，不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洞察。[9][10][11]

1985年6月，戴国𪸩批评「台湾民族优秀论」：

最近我发现，围绕着我们台籍侨界、甚至于岛内「党外」界，正在酝酿有「接受『台湾民族论』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种怪气氛，并唱「台湾民族优秀论」的高调。我得敬告诸位：这一种气氛和顺耳的高调，或许能得势于一时；但搞不好处理不妥，很可能会变成「台湾式法西斯主义」的「鬼胎」，如此的话，它将引起的灾祸将是无穷。……
希特勒认为，他们的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夜郎自大地大夸他们的国，大谈他们的「大和民族优秀论」与「大和魂无敌论」。史实已告诉我们，他们有过甚多的老百姓喝了「迷汤」后被卷入漩涡里头：他们误信了它，惹起不甚小的灾祸，害人伤己，还杀了不少人，赔了甚多的命。[12]

1996年，戴国𪸩在任教二十年后，自日本立教大学退休。1996年5月，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聘为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戴国𪸩遂因此举家迁回台湾。戴国𪸩质疑李登辉的两国论与其过度依附日本及美国的政治路线，认为日本与美国最终将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考虑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认为台湾应保持「自立（非独立，非分离）、与大陆共生」的建设性立场，因此常受到李登辉派与独派批评；面对这些批评，戴国𪸩回应「我不是独派、也不是统派，我是正派」、「我是生于台湾的客家中国人」[13]。1996年12月戴国𪸩在国家发展会议质疑李登辉的两国论与其过度依附日本及美国的政治路线之后，李登辉在1999年5月聘请新一届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时不再续聘戴国𪸩；后来戴国𪸩担任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并在国立政治大学兼课[13]。

2001年1月9日，戴国𪸩因为感冒引发败血症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0岁[13]；其骨灰海葬洒于台湾海峡[14]。

• 《台湾史研究：回顾与探索》：远流出版公司1985年3月25日初版、1985年4月15日二版
• 《台湾总体相：住民、历史、心性》（魏廷朝译）：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9月16日初版一刷，ISBN 957-32-0141-0
• 《爱憎2,28 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与叶芸芸合著）：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ISBN 957-32-1504-7
• 《台湾结与中国结：睾丸理论与自立、共生的构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5月16日初版一刷，ISBN 957-32-2234-5
• 《戴国𪸩谈台湾历史与现实1 台湾史探微：现实与史实的相互往还》：南天书局1999年11月初版一刷，ISBN 957-638-529-6
• 《戴国𪸩谈台湾历史与现实2 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宁静革命」的来龙去脉》：南天书局2000年初版，ISBN 957-638-556-3
• 《戴国𪸩谈台湾历史与现实3 台湾史对话录》：南天书局2002年初版，ISBN 957-638-594-6
• 《台湾雾社蜂起事件：研究与数据（上）》（魏廷朝译）：国史馆2002年4月初版，ISBN 9570107863（平装）、ISBN 9570107685（精装）
• 《台湾雾社蜂起事件：研究与数据（下）》（魏廷朝译）：国史馆2002年4月初版，ISBN 9570107871（平装）、ISBN 9570107693（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