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急用忍

早于1987年，孙运璇就在《天下杂志》的专访（〈孙运璇：对中国大陆经济过度依赖将产生危机〉）中提出类似戒急用忍的观点。

在1990年代，当时总统李登辉和行政院长郝柏村因应台塑在中国大陆大规模投资的「海沧计划」，下达三大通牒。若台塑与中国大陆签订海沧计划的协议，政府将停止台塑股票交易、下令相关银行冻结台塑集团资金、与限制台塑集团高层主管出境等三大禁令。台塑企业为求生存，只得忍痛放弃投资。

在西元2000年前，针对投资大陆的主张除了戒急用忍外，还有曾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主张的「大胆西进」及民进党在经由辩论后产生的「强本西进」；大胆西进派认为台商大举西进后，可以在大陆发挥相当的影响力，进而成为台湾的保障；而戒急用忍派则认为依赖大陆劳力与市场会妨碍台湾的自主性与多重安全；而且台商反而很容易成为中共在台湾的代言人，过度西进会让代言人的政经力量过于强大，而造成不对称的影响。

1994年底人民币大幅贬值45%，中国大陆大量吸引各国投资，东亚各国资金开始失血。

1996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国民大会答复国大代表国是建言时指出，「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同年9月14日，李登辉即提出「戒急用忍」主张，之后并明确界定：「高科技、五千万美金以上、基础建设」三种投资应对大陆「戒急用忍」，以免台湾丧失研发优势以及资金过度失血。此项政策发表后，即遭到工商业界的质疑，并引发「国家及社会安全与企业利益间如何取得平衡」的辩论。

萧万长在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亦遵循李登辉的方向以戒急用忍为两岸政策主轴。其于1998年强调，检讨调整「戒急用忍」政策的前提是「中共消除对我敌意、结束敌对状态并存、尊重两岸对等分治、以平等互惠对待我、不再阻挡我方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台商投资权益经过协议获得确切保障而且不影响台湾经济稳定发展」。[2]

2000年，由于陈水扁当选总统后，适逢世界经济不景气，产业界方面要求松绑「戒急用忍」政策声音加剧，而陈水扁也将「戒急用忍」政策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3]。2006年1月1日，陈水扁在元旦谈话中把「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宣传改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4]。

反对戒急用忍的前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林浊水表示：把扁当「反西进」的救星，其实是很奇怪的，因为直到2005前扁是西进派的，他一上台，就宣布开放小三通、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缩小中国人民来台限制、放松对大陆各项投资限制、2004年底正式通过「积极开放」计划……但他的计划既受阻于两岸的紧张情势，又迟迟不开放三通，被国民党批为「锁国」，从而在民间形成反三通反两岸交流的刻板印象，终于被M型社会的输家当成经济民族主义的救星[5]。但他也表示，西进确实会让台湾所得分配更不平均，但是戒急用忍解决不了问题[6]。

• 2020年有台湾民调显示，68.1%的民众肯定李登辉采取戒急用忍政策，避免台湾产业迅速流失。[7]

• 媒体人赵少康认为：用政治力量干预经济效果有限，与其禁止不如与中国大陆企业合作甚至更进一步想办法主导。[8]
• 李敖讽刺，戒急用忍完全是一种鸵鸟政策，「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而他认为，商人比政客聪明，所以台湾商人才会急着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去卡位、掌握商机；「（台湾）应该趁机取利，没什么忍不忍的问题。有好处，才忍。没好处，忍什么？」[9]

• 2007年1月29日，李登辉接受《台湾周刊》专访时表示，戒急用忍并不是主张台湾不能和中国大陆有关系，他非常担心目前两岸完全没有沟通平台。他批评：经济原本就双向，民进党却把它变成单向，「整个台湾像一桶水，水一直流出去、没有回来，老百姓怎么生活？」他同时批评民进党：「政策变来变去，积极开放又变积极管理，简直岂有此理！」[10][11]
• 2010年6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于重庆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总统马英九及行政院长刘兆玄视为加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戒急用忍政策可谓暂告终止，唯后爆发太阳花学运两岸交流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