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是由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相关冠状病毒（英语：）导致的。该病毒简称SARS冠状病毒（）或SARS相关冠状病毒（），属于冠状病毒科乙型冠状病毒属。

2003年2月7日开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开始进行对非典型肺炎病毒的研究，于电子显微镜下发现病人肺部存在衣原体，从而初步认定其为致病原因。2月11日，两位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郑伯健教授跟钟南山教授合作对病因进行调查，广州方面将提供给港大的流感实验室提供病人样本，双方对结果达成共识之后汇报和发布。

2月18日下午向洪涛社会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7]。该研究成果获得官方认可，2月18日当晚发布“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的新闻[8]。但由于抗衣原体药物完全无效，身在一线的广东医疗界人士并不认可该结论，广州医学院的钟南山院士在紧急会议上表示认定病原为衣原体科学依据不足，不能以此为根据制定治疗方案[8]。2月底，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传染病研究所祝庆余、秦鄂德两位研究员一例尸解标本中分离辨认出冠状病毒，但因为仅限于形态学上的证明，结论并未上报[9]。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该病定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症候群（SARS），向全球发布了旅行警告。随后，世界卫生组织的斯托尔博士迅速动员了12个实验室组建实验室网络，并在开始阶段表示希望各实验室把注意力集中在副粘液病毒上[9][10]。香港中文大学许树昌教授和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微生物系的研究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则利用电子显微镜，找到了有结构像副黏液病毒的病毒颗粒，认定SARS病毒属于副黏液性病毒科，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于3月18日宣布该结论，3月19日再经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医生向外公布[11]。同时台湾卫生署官员表示，台湾各检验单位早已倾向是副黏液病毒，但未敢确定[12]。不久后，通过对3月上旬收治的病人身上所获取的样本进行分析，以佩里斯博士和袁国勇博士为领导的香港大学实验室在玛丽医院的实验室进行的试验否定了该结论，以拉里·安德森为领导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经过实验也得到同样结论，同时两组实验人员均发现了具有冠状病毒形态的嫌疑病毒[9][10]。但由于已知的冠状病毒不导致严重的人类疾病，只会引起中度或轻度的感冒，因此学界对此还存在疑问，3月21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将病毒RNA样本送往旧金山加州大学约瑟夫·德里西博士的实验室，以通过其新发明的基因芯片法进行检测，3月22日，该嫌疑病毒被进一步确认为冠状病毒[9]。3月21日，祝庆余、秦鄂德两位研究员也完成了对病毒在血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等方面的研究[9]。

3月31日，洪涛表示：“我们不敢排除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作用，但衣原体绝对是主要元凶。”4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召开的记者座谈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仍然主要介绍了关于衣原体的研究进展，对于记者关于海外有关冠状病毒的研究的提问，李立明表示疾控中心同样找到了三例冠状病毒，其串行片断和世界卫生组织及香港公布相同，“但这不一定证明一定是病原体”[9]。

4月5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收到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所寄来的病毒RNA样本，开始展开研究工作，由分子生物学家贾斯温德尔·哈特拉领导进行反转录工作，霍尔特医生则进行基因组排列分析仪的准备工作，研究人员最终于4月12日凌晨2时25分得到该病毒的基因组图，并随后发布。4月14日，亚特兰大的安德森医生领导的研究小组同样绘制出了基因组图，经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比较发现两组基因组图相同[9][10]。祝庆余、秦鄂德两位研究员自3月下旬以来的研究结论经过逐级上报，最终于4月11日公布[9]。世界卫生组织引述了相关发现后表示“中国内地发现的SARS与香港的SARS可能具有同源性”[9]。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正式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在多个疾病控制实验室发现的冠状病毒确实是引起SARS的病毒[13]。4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称荷兰埃拉斯默斯大学的艾伯特·奥斯特豪斯带领的研究小组已经成功地使猴子感染上这种冠状病毒并再次分离出来，这表明四条科赫法则均已被满足[9][10]。

在2003年，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认定果子狸为天然宿主，但2006年研究者发现蝙蝠身上同样携带SARS冠状病毒，但同源性相比果子狸为低[14]。2013年，研究人员已经倾向于中华菊头蝠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果子狸仅仅是传染到人过程中的中间宿主[15]，更表明其传播到人并不需要通过果子狸等中间宿主[16]。2017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为首的团队在云南省晋宁县夕阳彝族乡两个洞穴（燕子洞、石头洞）内的菊头蝠种群中发现了含有SARS病毒的全部基因组组分，锁定了源头。在夕阳彝族乡访问218名村民，81.2％饲养或拥有牲畜或宠物，有9.1％目睹蝙蝠在房屋附近飞行。[17]

在深圳市疾控中心、深圳动物防疫监督所、深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的合作下，2003年5月19日，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管轶所在课题组发现在果子狸身上的病毒，与人类身上的病毒有99.8%的同源性[14]。5月23日下午，在深圳和香港大学分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14][18]。但当时发现，在果子狸身上的病毒，除了与最早的广州分离出来的病毒外，和其他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相比要长29个核苷酸，并且人身上发现的病毒的人际传染性更强[18]。

2006年，研究者发现蝙蝠身上同样携带SARS冠状病毒，和人SARS病毒同源性为92.6%到93%之间，2007年，原来参与香港大学认定非典元凶为果子狸的管轶开始认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状病毒的源头[14]。2013年，香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称，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中华菊头蝠，他指出：「我们开始的时候以为果子狸是『天然宿主』，但这是错的。」袁国勇说，「因为在野外的果子狸和在繁殖场的果子狸都没有这个病毒，但果子狸到了野生动物市场的时候，就有SARS冠状病毒，这说明果子狸是在野生动物市场由其他的动物传染的。」[15]。同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引述《自然》杂志报导，澳洲病毒学家Gary Crameri及团队在中华菊头蝠身上发现两种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它们与一种ACE2受体结合后，以同样的方式感染人体细胞。这显示，冠状病毒也可能直接从蝙蝠传染给人类，不一定要通过果子狸等这类中间物种[16]。

之后的调查显示，大量SARS相关冠状病毒在中国的菊头蝠中传播，这表明致命毒株可能源自这些蝙蝠，再通过果子狸传播到人类身上。但是相关设想存疑，因为在关键基因上（允许病毒接近并感染细胞的蛋白质），人类版病毒和蝙蝠版病毒存在差异[19]。

2017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为首的团队在云南省晋宁县夕阳彝族乡两个洞穴（燕子洞、石头洞）内的菊头蝠种群中发现了含有SARS病毒的全部基因组组分（虽然没有发现单个蝙蝠身上具有和人类SARS病毒一样的完全相同的毒株）。在夕阳彝族乡访问218名村民，81.2％饲养或拥有牲畜或宠物，有9.1％目睹蝙蝠在房屋附近飞行。研究团队警告在人群中仍存在类似于SARS的疾病的爆发风险。[17]但来自云南蝙蝠身上的病毒是如何传播到约1000公里之外的广东的动物和人身上的，而且在云南没有造成任何疑似病例这点仍然存在疑问[19]。中国OIE狂犬病参考实验室主任涂长春认为该研究结果说服力只有“99%”，表示希望看到科学家能够证明人类SARS毒株可以从蝙蝠身上传播到另一种动物身上，并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证据就完美了”[19]。

此外，更有SARS阴谋论观点认为该病毒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的基因武器。

在《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书中，童增表示中国人感染者占比高达92%，而在东南亚的感染人群中又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又占据多数，而西方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几乎没有一人中SARS，非华人确诊人数，只占所有病例的3.3%，而理论上，病毒锁定某一族群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因此而认为SARS可能是美国研发、专门针对汉民族单倍群O-M175基因的基因武器[20][21]。该书中观点通过《细思极恐，当年中国非典，是美帝对我们的生物战》等文章广泛在网上流传，但该结论并无直接证据，仅靠间接证据猜测而来[22]。最早将该病毒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的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即为白人，于3月29日因感染SARS病毒而病逝于曼谷[23]。

大部分专家表示非典“基因武器说”缺乏依据，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表示，最开始就有外国科学家向北京表示SARS有可能是生物武器，政府也组织过专家论证，但并未发现任何证据说明SARS是人造病毒，同时认为如果病毒是人工合成的，其基因串行会留下拼接的痕迹[20]。除了质疑SARS为美国制造的基因武器的看法外，分子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陈凡教授表示，也有外国友人发邮件询问该病毒是否为军方实验室流出[20]。陈凡指出要制造用于攻击不同种族、不同人群的基因武器，需要大量的人体内实验，技术上很难做到[20]。此外“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区总协调人杨焕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从事生物钟基因研究的孙中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均认为这种观点不可能或缺乏依据[20]。

2015年，军事医学家徐德忠、李锋出版《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一书，再次阐述SARS可能是非自然起源的这一观点，并认为某特征基因“不可能自然存在”[24]。2017年，石正丽团队在云南省某蝙蝠洞内发现SARS病毒全部基因组组分[19]。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在2002年11月初在广东河源市最早出现（世界卫生组织指源头是在广东顺德[28]）。由于病者出现肺炎病症，所以当时将之归入非典型肺炎。该病经由旅游、商贸、移民迅速由广东扩散到香港，并再扩散至越南、新加坡、台湾及加拿大的多伦多。2003年5月间，北京和香港的疫情最为严重。

香港京华酒店酒店9楼布局，显示发生了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的超级传播事件

淘大花园同一座相继出现同样病症的患者，经检测证实是患上沙士，政府决定把整楝大厦的居民隔离，并对淘大花园进行消毒。而大厦可经排水口传播细菌，也进行改善工程。

2003年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退休教授刘剑伦于中国大陆参加抗疫工作时受到传染，其后被发现出现肺炎病征，他在2月17日于广州照的X光片显示肺部左下区域有雾化[29]。已染肺炎的刘剑伦并未隔离就医，只是自行服用抗生素，更于2月21日携同妻子到香港，入住京华酒店（九龙维景酒店）911号房一晚。因刘剑伦在港期间未有使用口罩等防御措施，京华酒店的电梯等公众地方受到严重污染，令到16名酒店住客和访客受到感染，继而引起香港的威尔斯亲王医院疫情大爆发和圣保禄医院的小型疫情，以及社区大爆发，亦同时把SARS病毒传到遥远的多伦多、温哥华、河内、新加坡、菲律宾、英国、美国等，以及返回中国大陆本身。其他被刘剑伦传染的人，计有他的妻子、女儿、妹夫和广华医院的一名护士，合共20人被刘剑伦传染[30]。

在京华国际酒店入住一晚后，刘剑伦的病情在第二天（2月22日）早上再度恶化，先前服下的抗生素根本无效，于是他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并随即送进深切治疗病房（加护病房）。到这一刻为止，中国大陆也对疫情原因不清楚，香港特区政府对神秘疫症所知也不多，只是要求各间医院留意来自社区的严重肺炎个案，陆港边界还未有任何相应措施。

目前存在的证据显示：绝大部分的传播都是借由患者的口鼻分泌物。接触到被污染的对象或患者的体液（然后再碰触眼、鼻、口）也有可能是另一个传播途径。淘大花园社区的传播模式算是特殊的环境污染方式。但是在这个案例中香港特区卫生署的调查报告也已经指出空气传染（病毒或含有病毒的液滴在空气中自由漂浮并扩散而传染的方式）是极不可能的传播模式。

虽然专家还无法完全确定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病患的传染模式和尖峰传染时刻，但是根据已经收集到的临床观察，很可能SARS病患传染力最高的时候是在他已发展出症状的时候，也就是当他发烧，尤其是咳嗽的阶段。最容易被传染的场合是：在群众密集的密闭空间中，长久暴露于与已发病之SARS病患的接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医护人员的被感染率最高。因此，早期的诊断与治疗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只是为了较好的疗效，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SARS的传播。

2003年11月，广州再次出现零星病例。

2004年4月北京和安徽省再次发现疑似SARS病人，并发生数宗传染事件。4月25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证实，此次疫情可能源自实验室（北京市宣武区迎新街100号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感染。[31]。

直到2004年4月15日，一个24岁的中国大陆女人在一列由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往莫斯科的列车途中因为严重肺炎死亡，俄罗斯基洛夫州政府担心她可能是患上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致命。与她同行的53个大陆人亦被送往医院隔离观察，而她所在的车厢进行分离并进行消毒[32]。其后经解剖后证实死者只是肺炎，引发肺水肿和脑水肿导致死亡[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