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

• 在善良与恶行方面，对于一个君王来说，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而且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 在慷慨与吝啬方面，宁可被称吝啬，也不要因慷慨而让民众觉得横征暴敛，“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1]“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其虽带来骂声但不会引起憎恨。倘追求慷慨之誉，则必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骂声与憎恨俱来。”[2]
• 在残暴和仁慈方面，君主对于残暴这个恶名不必介意，所应重视的倒是不要滥用仁慈，因为仁慈会带来灭顶之灾， “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3]“因为关于人类，大致上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善变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趋利避害的。”[3]但君主要掌握好使用残暴手段的限度和范围，即要迅速做完一切恶行，对臣民的财产和他们的妻女不要染指。
• 在守信和失信方面，君主应当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4]当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或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一位英明的君主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但君主又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需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伪善者，要显得具备一切优良品质。“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中尽是群氓。”[5]
• 在尊重与轻视方面，君王必须要受人尊重，君王一定要学会避免那些可能使自己受到憎恨或轻视的事情。君王必须像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君王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使人们对自己抱有“谁都不要指望欺骗他或者瞒过他”的见解，这样才能对抗一切阴谋，坐稳江山。[6]
• 在人民与贵族方面，君王应避免自己因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的责难，也要避免因袒护贵族而受到人民的非议，就应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议会），而用不着君王担负责任。“对于国王和王国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更审慎，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7]
• 在施恩与负责方面，务必把担负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由自己掌管。君王必须依靠行动，赢得伟大与才智非凡的声誉。当一位君王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一方或反对另一方，他也会受到尊重，采取这种态度明确的办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8]
• 在择才与辨奸方面，君王必须表明自己爱才，起用有才之人，对于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授予荣誉，激励公民在职业上能安心地从事其职务，给人民以欢乐。君王对待臣下一方面要使他感恩戴德、分享荣誉、分担职责，另一方面要避开谄媚者。
• 总之，君王不应相信命运，要使自己的做法符合时代的特性，完成“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的伟业。

马基维利强调，有必要研究“有效真理”（verita effetuale），而不是依靠“想像中的共和国和公国”。他用比喻了光荣的行为和犯罪的行为之间的区别，他说：“有两种竞争方式，一种是依法进行的，另一种是通过武力进行的；第一种适用于人，第二种适用于人和野兽”。

马基维利在《君王论》中，也没有解释何为至善的道德或政治目标。马基维利认为，将来的君王自然会以荣誉或生存为目标。他将这些目标与美德和审慎视为良好政治所必不可少的。更多的美德，意味着更少的依赖偶然的机会，是马基维利时代受古典影响所产生的“人文常识”，即使这有争议。

然而，马基维利的进步远远超出了其他作家。他使用“美德”和“审慎”一词来指代追求荣誉和进取的品格，这与基督徒对这些用语的传统用法形成强烈反差，但更符合皈依基督信仰前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原始概念，马基维利鼓励野心和冒险精神。因此，在与传统的另一次突破中，他不仅考虑了稳定性，还考虑了彻底的创新。进行重大改革可以显君王的美德并赋予他荣耀。马基维利显然认为意大利在他的时代需要重大改革，并且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

马基维利的描述鼓励君王光荣地控制自己的命运，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存在危险和必要的情况，但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重新定义“模式和秩序”。

• 第一章 君王国的种类及其获得之方法 （Chapter I: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Princedom, and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y Are Acquired）

这一章里，作者区分了两种“君王国”，即世袭王国和新奠基缔造的王国，后者是本书讨论的主题，即那些推翻了原世袭王国从而得以创建新的家族统治的国家。

• 第二章 论世袭君王国 （Chapter II: Of Hereditary Princedoms）

作者主要论述了世袭君王国的利弊，好处在于拥有较为稳固的统治，由于所谓的“习惯性倾向”，那些世代传承的统治法则早已被人民所接受，只要统治者不越矩，不做过分出格之事（例如荒淫无度），顺应民心安邦治国并非难事。而弊处也正在于墨守陈规遵循旧制而缺乏变革的意识，其终究将要被历经改革得以强盛的新兴国家所侵犯。正如本章结尾所总结那样“历史发展的规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每一个变革总是为新变革做准备，并促成另一个新的变革的发生！”

• 第三章 论混合君王国 （Chapter III: Of Mixed Princedoms）

相较于世袭制王国，混合君王国的统治难度要大的多。作为被征服土地的原有居民在心理上自然而然地会有对征服者的抵触感，如何巩固新政权是征服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对此作者给予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他区分了两种情况：

• 第一种：当新的领土从与征服者语言、风俗习惯等较为接近的国土中征服而来时，新统治者需要从两方面做起：

• 其一，通俗的说法即是“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对所征服土地尚存的旧势力残党，予以彻底消灭。
• 其二，维持该地区原有的语言，风俗习惯、法律等社会规范，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

• 第二种：当新的领土是从与征服者语言、风俗习惯等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土中征服而来时：

• 其一，新的统治者应实行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君王亲自押阵，驻营扎寨，以防暴乱。好处在于即使出现叛乱事件也可以及时镇压；同时还可防止财富被不法官吏所掠夺；最后，能够及时解决当地臣民的申冤求助。总之利大于弊。
• 其二，一种既省事又经济的治理方法是创建殖民地，其原则是尽可能把对当地原有居民的损害降至最低。作者在此还分析了创建武装部队的弊端，即浪费大量财力，同时极易激起当地被征服居民的反抗。由此可见创建殖民地是安定新邦的有力措施。

除了以上两种统治措施外，作者特别指出需要重视外国势力的渗透，提防那些被征服的弱小领地为了生存而投靠境外势力颠覆自己的行径。

• 第四章 论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在其崩逝后为何未反抗新君 （Chapter IV: Why the Kingdom of Darius, Conquered by Alexander, Did Not, on Alexander's Death, Rebel Against His Successors）

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被征服者的性质造成的。大流士王国是一个绝对君权统治的国家，这种国家难于攻打但易于统治。为此他在本章开头就分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君王治理类型：

• 第一种是君王以绝对君权统治的国家，如土耳其。这种国家里，君王之下都是没有实权的奴才，很难渗透这种层层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而分化之，离间之。但也正因为这种“一人独大”的局面，一旦君王被强力征服，其下的层层官员也将不堪一击。

• 第二种是君王和贵族同治的国家，如法兰西。可以说政局复杂，各种牵制关系、利益和矛盾纠结，外部势力可以较为轻易的收买分化各种不同势力从而最终使其毁灭。但同时也正因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和那些残存的贵族势力可能产生的新的不满和变革欲，使得新生的政权极易再次陷入毁灭的境地。

大流士王国正是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亚历山大付出巨大代价将其击溃，但之后却可以较为稳固实施统治，正如书中所言：“假如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能够团结一致的话，那么他们永久地享有这片土地是不成问题的；假如他们不因为起内讧而引起一系列的纠纷，那个王国是不会出现其他乱子的。”[9]

• 第五章 论占领前自有法律之城市或君王国当如何统治 （Chapter V: How Cities or Provinces Which Before Their Acquisition Have Lived Under Their Own Laws Are To Be Governed）

作者认为有三种方法可以选择：

• 第一种：澈底摧毁原有法律条文等旧制。

• 第二种：征服者坐镇被征服地亲自统治。

• 第三种：尊重原有法律等制度，但需要按期进贡，且创建一个忠心的“寡头制”政府。

作者举出了斯巴达在雅典和底比斯，罗马在征服希腊创建“寡头制”失败的例子来证明第三种选择的不可靠。而最好的办法即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自由城市的新生统治者，若不以摧毁这个城市作先决条件，那么他所得到的报应则是坐以待弊。”因为原有居民随时可以恢复旧有统治秩序下的自由和法律为理由起义推翻现有统治，这种所谓的“复仇”心理使得新生的政权面临很大的威胁，所以君王可以选择澈底将之毁灭或者亲自加以统治。

• 第六章 论以武以德创建之新君王国 （Chapter VI: Of New Princedoms Which a Prince Acquires With His Own Arms and by Merit）

由于巩固新政权的重重困难，使得唯有强力的措施才更加有效。“当人们不再有信仰的时候，就只能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10]

统治者的成功是自身才能和外在机会的共同产物。但依靠自身的才能是更为重要的，且这种统治更为长久有效。作者为此举了叙拉古希伦二世的例子，希伦二世通过自身的努力，例如广交朋友，组建新军、审慎地选择盟友等创建自己的王国，由卑微的庶民一跃为古老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叙拉古之王。

• 第七章 论借兵或幸运创建之新君王国 （Chapter VII: Of New Princedoms Acquired By the Aid of Others and By Good Fortune）

通过他人的部队，或是通过运气而获取君王国，统治难度要高得多，因为既不可靠也不稳定，君王既不容易去维护，也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君位。作者为此也给出了自己解决措施，君王为了确保新邦免遭侵犯，就有必要争取外交、创建军队、巧施计谋，有必要消灭要加害自己的人，甚至有必要时也可以消灭有二心的军队，再创一支新军。对外交也需要重视，应该使外国君王殷殷勤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地服从自己。也因此对恶名昭彰的凯撒·波吉亚给予高度赞赏。

• 第八章 论以罪行建国之君王 （Chapter VIII: Of Those Who By Their Crimes Come to Be Princes）

仰赖罪刑建国，确实是邪恶的，但阿加托克利斯那样无比奸诈、残暴的人，反而能够稳固自己的统治，这在作者看来是恰当地使用残暴手段的结果，所以君王应审时度势施暴。正如文中所说：“恶行应该一次把它干完，以便老百姓少受一些损害，老百姓的积怨就少些；相反，恩惠应该是一点一点地赐予，以便百姓能够好好品尝恩惠的滋味。”[11]总之，最重要的就是君王要学会与百姓和谐相处。

• 第九章 论市民之君王国 （Chapter IX: Of the Civil Princedom）

市民之君王国是受到本国市民拥戴而创建的国家，包括民众和贵族两种方式的拥戴而成。由于民众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更加公正，民众需要的仅仅是不受压迫，而贵族则需要得更多，受本性驱使，贵族还希望可以压迫他人。因此，如果是受民众支持而被拥戴为君王，应与民众保持友好关系即可。而如果是凭借贵族力量而成为君王，那么争取民众的支持，更是首要的任务。此外，作者特别指出了赢得民心的最好办法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重要的是因地制宜。

• 第十章 论衡量所有君王国力量之道 （Chapter X: How the Strength of All Princedoms Should Be Measured）

君王的统治依赖于自身，同时又需要他人力量的援助。因此，作为一个明君，首先需要做的是创建稳固的防卫措施，准备充足的粮食，以备将来遭受敌人的侵袭后可以坚定民众的意志。

• 第十一章 论教会君王国 （Chapter XI: Of Ecclesiastical Princedoms）

教会君王国统治难度较小，最为安宁和稳定，因为依靠强大的宗教信仰的力量，如同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君王完全可以实行稳固统治，即使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臣民也必将遵循内心的准则而坚定地效忠君王，而非背信弃义，这正是信仰力量的伟大之处，它要比单纯依靠武力的桎梏更为有效。

• 第十二章 论军队的种类与雇佣军 （Chapter XII: How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Soldiers There Are, and of Mercenaries）

作者认为稳固统治的保障在于“拥有健全的制度、完善的法律和优良的军队”[12]作者此处着重指出了军队的重要性，认为所谓的雇佣军是极为危险的，他们仅仅为了获得微薄的军饷而在战场上作战，毫无忠义之心，作者更直接了当指出了当时意大利崩溃衰亡的原因正是过分依赖雇佣军的结果。

此外，作者还分析了雇佣军的起源，由于教会神权对于世俗王权的胜利，意大利落入了教会和部分创建共和国的市民手中，不识治国尤其是军队治理之道的他们，只有雇佣大量外国军人为其作战，雇佣军由此产生。创建在这种赤裸裸的“雇佣关系”基础上的军队必然不会全心投入作战，正如马基维利所指出的那样：“战斗中他们尽量不进行屠杀而是活捉俘虏，而且战后不要求敌方赎金即将俘虏大赦释放。他们并不夜袭城市，城市的防军亦不夜袭野营。他们在军队的周围既不树立栅栏，或者挖掘壕沟建筑工事，也不在冬季出征作战。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他们的兵法所允许的，并且这也是他们为着避免疲劳和危险这两者而想出来的绝招。”[13]

• 第十三章 论援军、混合军以及本国军队 （Chapter XIII: Of Auxiliary, Mixed, and National Arms）

援军即是“当一个君王面临窘境，便请求一个强国进行援助和保卫自己的时候派来的军队”[14]相比于雇佣军，求助于强国外援的危险要更大。由于援军本身即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内部结构层次紧密，团结一致，且完全听命于他国君王，对于君王来说如同一个“强悍的侵略者”，国家也随时可能面临毁灭的危险。可以说，不管是雇佣军还是强国外援，借助他人的力量取得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

• 第十四章 论君王对于军事之责 （Chapter XIV: Of the Duty of a Prince In Respect of Military Affairs）

作者认为君王在军事方面的职责包括：“从事战争、军事制度和纪律以及军事方面的研究”[15]。身为君王如果不懂军事，就会遭到蔑视，试想一个白丁如何让铠甲之徒（军队）信服。其次身为一个全然不知用兵的君王，苟且安身于武装的臣仆之中，也是不合情理的。

君王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

• 第一种:行动。如经常地参与狩猎活动，锻炼身体，以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此外，还要专注于战争专业的研究。作者于此特别指出地理知识的重要性，君王要全面了解各种地理地形，知道如何使用军事手段保卫国土。同时通过举一反三，以此很容易地推断出其他相似地区的相关知识。
• 凭心智方面思考。培养思维能力，重在阅读历史，深入研究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树立楷模以此效仿。

• 第十五章 论世人尤其君王之褒贬 （Chapter XV: Of the Qualities In Respect of Which Men, and Most of all Princes, Are Praised or Blamed）

作者强调自己关注于现实的真实情况而非不切实际的想象。对于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所构想出的众多理想王国（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构想的城邦）。因而君王重在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合的治国方略，善于审时度势，明辨真伪。

• 第十六章 论慷概与吝啬 （Chapter XVI: Of Liberality and Miserliness）

在慷慨和吝啬两种性格中，作者认为君王更应该追求吝啬。从常识上来说，慷慨显然是一种善行，而吝啬则多为贬义。但作者却认为，君王为慷慨不得不挥霍钱财，大肆攫取财富，而向人民大量课金，以保有慷慨之虚名。相比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看到那些吝啬的君王，通过勤俭节约，而逐渐积累财富以建设国家、抗击侵略之时，态度自然转变。明君宁可接受吝啬之名，也不要遭受人民的憎恨。

• 第十七章 论残忍与慈仁，受人爱戴与受人畏惧之利弊 （Chapter XVII: Of Cruelty and Clemency, and Whether It Is Better To Be Loved or Feared）

作者认为，相比于慈仁，残忍更有利于统治。原因在于过分仁德以至纵容凶杀劫掠危害整个社会秩序，最终使国家陷入危难之中。必要的强力手段虽会使人畏惧，但却不会使人憎恨。正如文章所说：“一个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的君王，就是一个成功的君王。”[16]

此外，作者还给出了另一个理由：“人们之所以爱君王，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畏惧君王，则是基于君王的意志。因此，一位明君办任何事情，都应当将自己的地位及自己的意志创建在自己能够控制的方面，而不能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17]

• 第十八章 论君王守信之道 （Chapter XVIII: How Princes Should Keep his word）

守信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在持性恶观点的作者看来，人根本做不到守信不渝、忠诚不二，因为人本身具有兽性的一面，而这必须诉诸武力才可予以制服。

其次，君王还需效仿狐狸学会掩饰自己的兽性，但在必要时刻要学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背信弃义、不讲仁慈甚至违反教义、清规，这在作者看来都是合理的。但是这并非是鼓励作恶，而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如此，道义上我们不应违背善道。

• 第十九章 论君王应避免受鄙视及憎恨 （Chapter XIX: That a Prince Should Seek to Escape Contempt and Hatred）

本章主要论述了君王如何免遭人民的鄙视和憎恨，为此他举了大量实例来做论证。首先，作者分析了君王受人鄙视的原因，即喜怒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和优柔寡断的特质。因此君王需要创建威严庄重、坚忍不拔的形象，让人民甘心臣服于他，君王的职责也在于充分满足人民需要，使之安居乐业。

作者认为当时法国是统治秩序最好的国家。原因在于他们设立了众多优越的制度，议会既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裁判机构，它的设立既可以起到约束贵族从而保护平民的作用，同时还可以确保君王免于承担责任。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君王务必委诸他人办理承担责任之事，并亲自施恩布德。同时又可推出以下结论：君王既要呵护贵族，又不能因此使人民对自己产生怨恨。”[18]

• 第二十章 论城堡以及其他许多君王习用策略之利弊 （Chapter XX: Whether Fortresses, and Certain Other Expedients to Which Princes Often Have Recourse, are Profitable or Hurtful）

城堡是抵御外敌、保卫国家的有利措施。但作者却认为，判断城堡是否有利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位君王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城堡；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摧毁城堡。”[19]城堡并非万能的，仅仅依赖城堡，而无视本国人民，是该被谴责的。

• 第二十一章 论君王获得声望的行事准则 （Chapter XXI: How a Prince Should Bear Himself So As to Acquire Reputation）

君王获得声望的最佳做法既是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并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能，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即是一个典型例子。

作者认为在外交上，需要坚定地选择支持或反对，中立是不明智的，应该选择加入一方并支持其作战。原因在于“如果你不公开表态，最终也会成为那个胜者的战利品，而败者也将讥笑你，遇此情形，你还提不出任何言辞来为自己抗辩，或者找别人来庇护你。”[20]在选择支持哪一方问题上，作者认为，君王投靠一个实力强于自己的国家，结果必为阶下囚。君王要极力避免陷入任人摆布的境地，要审慎选择，而非草率行事。

君王也要做到珍惜人才，任人惟贤，激励人们工作尽职。同时还要尊重人们的风俗习惯，适时给与人们假期以欢度节日，重视并给与各种社会团体特殊关照，但尊重之余，君王始终要保持自己的权威和尊严。

• 第二十二章 论君王之大臣 （Chapter XXII: Of the Secretaries of Princes）

对君王来说，如何选取大臣是检验其统治才能高低的重要标准。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准则：那些过于关注自己私人利益超过他人利益的大臣绝不是好大臣，君王要对此予以警惕。

此外，君王也要采取措施让大臣尽心尽责地臣服于自己。方法在于给予他们必要恩惠同时又让其分担职责。

• 第二十三章 论远佞之道 （Chapter XXIII: That Flatterers Should Be Shunned）

诌媚小人自古都是正义社会的毒瘤，对于君王来说，小人的谗言更是必须提防的，需要臣民敢于说真话而非粉饰太平，但是敢于直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君王威严的一种挑战。为此作者自己给出解决方法，即选拔有识之士有限度的参论时政，给予他们充分的发言权，但前提是君王必须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性，君王的意愿是起主导作用的。即：只是对于君王有意征询的问题，才允许臣民献言、献策。本章结尾作者给出了精妙的论断：“君王的贤明未必出自良好的忠言；而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何人，必然处于君王的贤明。”[21]

• 第二十四章 论意大利诸君王失国之因 （Chapter XXIV: Why the Princes of Italy Have Lost Their States）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公民，作者致力于为祖国的统一稳定而探索实践。作者仔细考察那个时代意大利各个君王，如那不勒斯国王以及米兰公爵失国原因，主要在于：没有一支强大稳定的军队；君王缺乏治国之策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和贵族的效忠。而在作者看来，君王唯有依靠自身的实力才可解决统治危机。

• 第二十五章 论命运如何影响人间及如何应急 （Chapter XXV: What Fortune Can Effect in Human Affairs, and How She May Be Withstood）

大凡遇到不如意之事，世人终将一切归于天命的造化而自求安慰。但作者却是个积极的抗争者：“命运是我们行动的半个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们需要依赖主动性。完全听任命运的支配即是统治垮台之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决策必须顺应环境时代的变化，并且勇于直面命运的挑战。

• 第二十六章 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的劝告 （Chapter XXVI: An Exhortation to Liberate Italy from the Barbarians）

作为全书的总结，作者实际表明了自己决心，从蛮族手中解放意大利，对统一富强的意大利的美好憧憬。

这本书曾被视为改变世界的16本书之一（见美国学者道恩斯《改变世界的书》），与《圣经》、《资本论》等书并列。本书是西方许多君王、领袖学习统治术的经典。相传本书是「英王查理一世爱不释手；英国护国公克伦威尔珍藏着它的手稿影本；法王亨利四世被刺杀时，人们发现他贴身带的，竟然是一部染血的《君王论》；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把它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路易十四，这位赫赫有名的法国国王，每晚必温习此书，并说：「不读此书不能高枕而眠」；拿破仑对《君王论》也百读不厌，胜利的联军在清扫滑铁卢战场时，从缴获的拿破仑的御车中，发现了一本他写满批注的《君王论》；希特勒放在床边经常从中汲取力量；墨索里尼称之为政治家的指南……」。[22][23]

基督徒观点认为《君王论》的政治理论邪恶令人震惊。即使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仍然是过分而不可接受的，“马基维利主义”一词因而产生，特地描绘“为达到目而不择手段”，以及“表面仁厚实则残忍的虚伪政治”等等特质。

但是，也有人认为「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是对于马基维利的误读，因为马基雅维利也指出了邪恶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维持稳定和繁荣才是国家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个人为了其利益而不择手段则不是正当的目标，而且也不能正当化邪恶的手段。再者，马基维利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并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堕落。英国政治哲学家昆廷·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指出过：“对于马基维利就像对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美德这个概念被用来指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这种品质能使统治者使令人的厌恶命运的打击和箭头转向并从而立志取得荣誉、荣耀和名声。”在〈意大利君王们失国之因〉一章中，马基维利认为一位新君王要巩固新政权，首先需要意识到的是：“使用那些创建在你自己的行动和美德之上的方法才是“唯一正确和持久的方法。”。此外马基维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义，以及采取残忍手段的前提（必须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

• 法家
• 《李维论》
• 《巨灵论》
• 厚黑学
• 马基维利主义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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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Principe at MetaLibri Digital Library.
• Il Principe（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HTML 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