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瑞宪

傅瑞宪在1896年2月12日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1][2]他早年就读于利斯（Leith）三一学院，毕业后在1914年到爱丁堡大学修读文学士学位课程。[3]但不久以后，他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在1915年4月中断学业，应募加入军官训练兵团辖下的步兵团受训，随后在同年9月获分派到皇家苏格兰步枪团任职少尉。[3]在一战期间，傅瑞宪参与了欧洲的战事，在一次与敌军交锋期间，他不顾生命危险，在据点看守一处没有掩护的地方，连续四小时以机关枪与敌军开火，最终成功击退敌军。[4]他凭借在事件中的英勇表现，在1916年10月获英廷颁授军功十字勋章以资奖励。[3]

在1916年3月，傅瑞宪转到机关枪兵团服役，同年10月获擢升为中尉，到1917年10月再度立下军功，获英廷在他的军功十字勋章上加上勋章横条，[5]随后更于1918年3月升任少校。[3]可是，他在1918年8月一次战事期间伤及下肢，被迫从战场退下疗养。[3]一战结束后，他在1919年5月正式以少校阶级从军中退伍，但战时的伤患使他其中一只脚不良于行。[3][6]

在北约理民官任内，傅瑞宪负责重新安置城门谷一带约855名村民，以便港府在该处修筑城门水塘

位于屯门青山禅院的香海名山牌楼修建于1929年，牌楼横匾刻有由港督金文泰爵士手书的「香海名山」四个大字

牌楼背面左侧的横柱则刻上倡建人的名字，其中傅瑞宪、罗旭龢爵士、周寿臣爵士和曹善允博士并列第一排，他也是20位倡建人当中唯一一位政府官员和外籍人士

从军中退伍后，傅瑞宪旋于1919年12月加入香港政府任职官学生（相当于后来的政务官），与他同期入职的还有后来曾署任辅政司的富励士（R. A. D. Forrest）。[7]傅瑞宪早年曾担任不同的初级官职，当中包括在1920年4月起出任第三助理华民政务司、[8]1922年1月起出任助理华民政务司兼副婚姻登记官、[9]1922年4月至6月署任副巡理府、[10][11]以及在1922年6月至11月署任新界北约理民官兼小钱债法庭法官。[12]在1922年11月，傅瑞宪获委任为助理卫生局长兼洁净局秘书，[13][14]任内曾于1923年5月署任卫生局长兼洁净局主席的职责；[15][16]他后来虽然在1924年5月至10月署理南约理民官兼小钱债法庭法官，[17]但署任完毕后即调返卫生局任助理局长及洁净局秘书，[18]到1925年9月改调出入口管理处，任职出入口助理监督。[19][20][21]

在1926年2月，傅瑞宪出任北约理民官，[22]同年7月获奉委为官守太平绅士。[23]当时港府正在荃湾城门谷一带修建城门水塘，他遂负责重新安置受工程影响的村民。[24]整个重新安置工作在1928年进行，涉及城门老围、白石窝、碑头肚、石头见、芙蓉山、南房肚、大碑沥和河沥边八条村共约855名客家村民。[24]所有受影响的村民获港府安置到锦田、和合石、七星岗、丙岗、凤园、石鼓垄和泮涌等地。[24]

傅瑞宪在任内另一项较著名的事迹，是在1929年促成于青山禅院修建香海名山牌楼。牌楼是为纪念时任港督金文泰爵士在1927年6月和1928年3月两度登临青山，由傅瑞宪和19位华人绅商名流倡建的。[25]金文泰雅好中国文化，且擅写书法，因此石制牌楼的正面横匾刻有由他手书的「香海名山」四个大字，而牌楼背面左侧的横柱则刻上倡建人的名字，其中傅瑞宪、罗旭龢爵士、周寿臣爵士和曹善允博士并列第一排，他也是所有倡建人当中唯一一位政府官员和外籍人士。[25]香海名山牌楼在1985年连同青山禅院在1985年获港府评定为一级历史建筑，到2010年再获独立评定为一级历史建筑，具一定的历史价值。[26]在1928年8月，由于南约理民官出缺，傅瑞宪还兼任北约理民官和南约理民官两职，主管整个新界的地方事务。[27][28]

在1930年3月，傅瑞宪卸下了理民府的工作，[29]获港府送往英国伦敦修读法律，翌年于中殿律师学院考取执业大律师的资格。[30]学成返港以后，他重返港府担任不少与法律相关的职务，当中包括在1931年7月出任九龙巡理府，[31][32]以及在1932年10月出任助理律政司。[33]在助理律政司任内，他曾于1936年8月署任民事检察署民事检察专员，[34][35]未几又于同年9月署任最高法院副按察司和在同年10月至12月出任最高法院暂委额外按察司。[36][37]在1936年12月，港府委任傅瑞宪负责编纂《1937年香港法例》和《1937年香港附属法例》，[38]同月还把他的职级擢升为一级官学生。[39]

傅瑞宪在1937年1月初分别获委任为首席巡理府和港府的孤儿寡妇抚恤金董事，[40][41]但在任仅一个月就转任民事检察专员。[42]同年7月，律政司晏礼伯休假，结果由他署任律政司一职，并首度临时担任行政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43]在1937年8月，晏礼伯回任律政司，但傅瑞宪仍留在律政司署任职助理律政司，[44]晏礼伯后来于1938年2月至11月再度休假，也是由傅瑞宪署任律政司一职。[45]在第二度署任律政司期间，除了行政立法两局的职务，傅瑞宪也于1938年3月起兼任酒牌局署理官守委员兼副主席，[46]随后又于同年7月获港府委任为《1936年香港（非常住夫妇）离婚规例》的政府代诉人。[47]

在1938年11月回任助理律政司后，[48]傅瑞宪在1939年2月获委任为香港大学替任校董，[49]后于同年8月至12月再一次出任最高法院暂委额外按察司。[50]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远东战云密布，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兵临香港深圳河以北，翌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时任港督罗富国爵士旋即宣布香港进入战争状态，连串事件使香港局势日益不稳。[51]由于傅瑞宪在港府担任要职，因此他在1940年获准从香港后备防卫队除役。[52]当时港府正在整顿防务，并在1941年4月设立防卫司一职，曾在一战期间因杰出表现而获得军功十字勋章的傅瑞宪遂获挑选出任首任防卫司，[53][54]到同年5月以防卫司身份进一步晋身行政局担任官守议员，与港督、驻港三军司令和辅政司等官员一同统筹香港的防务工作。[55]

虽然如此，香港守军的数目毕竟远低于驻扎在深圳河以北的日军数目，双方实力悬殊，加上港府危机意识不足，致使香港的防卫实力难以抵御日军进犯。[56]就在上任防卫司后八个月，日军就在1941年12月8日突然挥军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香港守军在战事中节节败退，最终上任只有三个月的港督杨慕琦爵士在同年12月25日的「黑色圣诞节」投降，旋于九龙半岛酒店内举行投降仪式，标志着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日治时期的开始。[57]

香港沦陷后，港督杨慕琦爵士最初被日方软禁于半岛酒店内，后来先后被囚禁于台湾和满州国；而除了辅政司詹逊和医务总监司徒永觉医生等人获准留在市区处理善后工作外，包括傅瑞宪在内的其他港府外籍高官则与其他属于盟国的侨民一样，被日治政府拘禁于赤柱拘留营内。[58]在1942年1月初，拘留营的居民自行设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统筹营内事务，并代表被拘禁侨民与日方交涉。[58]委员会由居民经投票选出，在一众委员当中，只有傅瑞宪和前财政司毕打士是前港府官员。[59]在1942年1月24日，临时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当时詹逊也特意到赤柱拘留营出席，而每当詹逊无法出席会议的时候，均会由傅瑞宪担任詹逊的代表。[58]到1942年3月，詹逊被日方送入赤柱拘留营，并由他组织英侨共同委员会（British Communal Council），临时委员会才告停止运作。[60]

在临时委员会任职期间，傅瑞宪曾多番提倡英日两国通过外交途径，把身处拘留营内的英籍侨民遣送回国，尽管后来不少被拘禁于营内的美国和加拿大侨民都获得日方安排遣送回国，但拘留营内的英籍侨民却始终无法获得同样待遇。[61]此外，在1942年2月的时候，日方曾强行要求拘留营居民从他们位于香港的银行户口支取金钱，以支付拘留营的营运开支。[62]虽然傅瑞宪一度反而要求日方准许拘留营居民自由提取他们的存款，可是在日方威迫下，临时委员会后来指令拘留营内的两名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职员，向日方开出一张$88,153.06港元的支票，但支票最终却为日方所退回。[62]日方退回支票的举动并不代表拘留营居民的银行存款受到保障，原因是日方后来已决定清算敌国银行在香港的资产，所以是否开出支票已不再重要。[62]

在1943年10月29日，傅瑞宪等32人在赤柱圣士提反湾被日军处决，尸体就地合葬，但确实位置已不可考

临时委员会解散后，傅瑞宪仍活跃于拘留营的事务，而且还与暗中与总部设于广东曲江（今韶关市一带）的英军服务团取得联系。[63]他不单与数名侨民秘密在营内策划逃走计划，更暗地里收藏一部无线电设备，用作收听盟军的广播，以及收发来自营外的消息和情报。[64]然而，日方在1943年6月发现有关的无线电设备后，随即把傅瑞宪等涉事侨民囚禁于毗连赤柱拘留营的赤柱监狱内。[65]傅瑞宪被捕后，由于他曾担任防卫司，因此日方对他特别严刑拷问，希望他供出詹逊等人也牵涉其中，[66][67]不过傅瑞宪却是坚不服从，拒绝透露任何同谋，且把所有罪名推到自己身上。[68]

在1943年10月19日，傅瑞宪与其他涉事侨民在赤柱监狱接受日方审判，尽管审讯历时一整天，但过程却相当草率，[69]结果包括傅瑞宪在内的其中七人被判处死刑，另外四人则被判处监禁。[70][71]当时的傅瑞宪身体虚弱，但他依然乐观面对，处之泰然，对死刑不感畏惧。[67]这次无线电事件牵连甚广，日方在全港搜捕多人归案，并判处32人死刑。[72]死刑在同年10月29日运行，当日包括傅瑞宪在内的32人被日军以货车载到拘留营附近的圣士提反湾海滩，然后就地处决。[67][70]虽然不少拘留营侨民从远方目睹行刑经过，但一说指部份人被日军枪决，另一说则指傅瑞宪等主谋被日军当场斩首，状甚恐怖。[67]在香港生活近24年的傅瑞宪终年47岁，日方行刑后把他和其他尸体就地合葬，合葬地点没有任何记认，所以确实位置已不可考。[73]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和香港重光后，英廷以傅瑞宪在拘留营内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从事情报工作，而面对日军拷问仍坚拒不屈，没有供出同伴的事迹，认为他尽忠职守，克尽厥职，展示出无比坚毅的精神，因此在1946年10月29日决定向他追赠乔治十字勋章。[68]乔治十字勋章是民事编制人员所能接受的最高级民事荣誉，地位仅次于用以颁授予军事编制人员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战后，赤柱军人坟场内置有傅瑞宪的墓碑，[63]而他的母校三一学院也在校内挂有一面纪念牌，以作悼念。[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