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污染

信息污染是指互联网上的信息被很多无关、冗余、不请自来以及低价值的信息所污染， [1]例如错误信息、垃圾电邮和媒体暴力都属于信息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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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和不良信息会对人类活动产生不利影响。这些信息被认为是信息革命的副作用之一。 [2]

概述

信息污染一般用于指电子通信，例如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和社群媒体。该词在网页易用性专家雅各布·尼尔森于2003年发表相关话题的论文后，得到了特别关注。[3]不过，早在1971年，就有研究人员就对必须从「垃圾浆中寻找有价值的团块，而团块只是随机分散的微量成分」的负面影响表示怀疑。[4]人们使用信息来作出决策以及适应环境。认知研究表明，人类只能接受有限的信息，而过量的信息会导致决策品质恶化。[5]与之相关的信息超载也对决策有害，这一概念仅指可获得的信息数量庞大，而不论其品质如何。[1][5]

尽管科技进步被认为恶化了信息污染问题，但其并非该问题的唯一成因。任何分散注意力，使人不能关注必要的事实并运行任务或决策的，都可以视作是信息污染。

信息污染可以视作是工业生产过程导致的「电子版」的环境污染。[2][6][7]一些学者表示，信息超载是全球性的危机，其尺度与环境破坏的威胁相当。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需要像环境资源管理那样，构建一套信息管理的范式。[5]

表现形式

信息超载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引起扰乱的，以及损害信息品质的。

引起扰乱的信息污染的典型例子有垃圾消息，特别是在办公场所中。[8]手机（铃声和浏览的内容）在很多场景下都是有干扰性的。干扰性信息污染并非都与现代科技有关。例如，报纸也可能引起信息污染，报纸读者可能只会阅读不到一半的文章，甚至完全不阅读。[9]冗余的信息、例如地图上非必要的标签，也可能分散人的注意力。[8]

另外，信息的品质降低也会导致其被污染。引起信息品质降低的原因可能是信息不准确或已过时，[7]但也可能是因为信息呈现的形式不合理。例如，当信息不明确或杂乱、啰嗦时，读者将难以理解内容。[10]

法律法规时常变更和修订。对这些法律的解释和其他参考数据可能会落后于变化多年，这也可能误导公众。

成因

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对信息污染有以下影响。

传统上，人们认为信息是好的东西。人们经常说「信息越多越好」，[8]以及「知识就是力量」。[7]出版和行销行业已习惯于大量印刷书本、杂志和小册子，而不考虑有没有客户需求，唯恐需要时数量不够。[9]

新技术使信息更容易传播到每个人，使信息分享更民主。这被看作进步和个人权利的标志，也是弥合信息贫民和信息富人之间鸿沟的积极的一步。[6][7]然而，它也同样增加了令人注意力分散的信息的数量，使得区分信息和杂讯变得更困难。广告在网站、技术和报纸，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滥用，被称为「文化污染」，[11]

信息技术

20世纪的科技进步，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在信息污染的增加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网志、社交网络、 个人网站以及移动技术，都导致了「杂讯」增加。[8]信息污染的程度视乎环境。例如，电子邮件在工作环境下更可能造成信息污染。[10]手机在列车车厢等密闭空间中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干扰。

影响

信息污染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影响。

个人

在个人层面，信息污染影响了个人评估选项、寻找合适的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它可能导致信息超载、紧张焦虑、决策瘫痪和精神压力。[10]它还会扰乱学习进程。[12]

社会

一些学者认为，信息污染和信息超载可能导致观点和道德观丧失。[13]该论点能够解释为何社会对科学发现、健康警告或政治漠不关心。[1]信息污染令人对头条新闻更不敏感，也对新信息更怀疑。

商业

信息污染加重了信息超载和精神压力，扰乱了商业决策。处理事务花费的时间上升，佷容易导致生产力和营收下降。而有缺陷的决策会增加重大失误的风险。[1][10]

解决方法

管理技巧和技术改进可以作为信息污染的解决方案。

  • 基于技术的替代方案有决策支持系统[1]以及为信息排列优先级的仪表板[8]。造成频繁干扰的技术可以用「污染」更少的技术代替。[5]更进一步，技术可以提高信息呈现的品质，以助于理解。
  • 电邮使用政策[10]以及信息完整性保证策略可以作为解决方案[1]。可以运用时间管理和压力管理方法，其中包括设置优先级并尽量减少干扰。改进写作和呈现方式的做法能够减少对他人的信息污染。

参见

参考文献
  1. Orman, Levent. .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5, 1 (2): 64–71. JSTOR 40397792. doi:10.1080/07421222.1984.11517704.
  2. Kai-Yuan Cai; Chao-Yang Zhang. 4. 1996: 3124. ISBN 0-7803-3280-6. doi:10.1109/ICSMC.1996.561484.
  3. . 2003-10-13 [2020-03-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05） （英国英语）.
  4. Ettinger, M.B. . Chemical Technology. 1971, 1 (6): 330–331.
  5. Bray, D.A. (2008). Information Pollution, Knowledge Overload, Limited Attention Spans, and Our Responsibilities as IS Professional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GITMA) World Conference.
  6. Nayar, Madhavan K. .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2004, 15 (5–6): 743–751. S2CID 154491146. doi:10.1080/14783360410001680224.
  7. Capurro, R. (1990). Towards an Information Ecology. In: I. Wormell, ed. Information and Quality. London: Taylor Graham. pp. 122–139
  8. Nielsen, J. . ACM Queue. 2003, 1 (8): 75–76. S2CID 28242184. doi:10.1145/966712.966731.
  9. Mitchell, A. . Marketing Week. 1999, 22 (17): 28 [2022-06-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12）. EBSCOhost 1977624.
  10. Managing Information. 2008. In Focus: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Pollution'. Managing Information, 14(10), pp. 10–12
  11. Gary Armstrong; Stewart Adam; Sara Denize; Philip Kotler. . Pearson Australia. 2014: 463 [2022-06-05]. ISBN 978-1-4860-0253-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08）.
  12. Doomen, J. (PDF). Journal of Information Ethics. 2009, 18 (2): 27–37. doi:10.3172/JIE.18.2.27.
  13. Arthur, Chris. .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993, 9: 51–60. doi:10.1080/01972243.1993.99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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