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仕德

麦仕德是苏格兰人，1923年5月26日生于英国告罗士打郡泰丁顿（Teddington）。[1]他的父亲罗纳德·詹姆士·费里耶·麦卡利斯特上校（Colonel Ronald James Frier McAlister，1897年－1961年）是职业军人，服役于亚皆及修打兰高地军团，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获颁授OBE（军事）勋衔；[2][3][4][5]母亲诺拉·普罗瑟（Nora Prosser）后来改嫁来自巴斯的T·M·科林斯（T. M. Collins）。[2][6]麦仕德在家中三兄弟之中排行第二，[2]他的兄长布赖恩·费里耶·麦卡利斯特中尉（Lieutenant Brian Frier McAlister，1922年－1944年）在二战期间先后服务于英皇爱德华七世直属第2啹喀来福枪团和第153（啹喀）伞兵营，1944年于缅甸阵亡；[7]三弟大卫·尼尔·麦卡利斯特上尉（Captain David Neil McAlister，1928年－）曾于皇家砲兵团服役。[8]

由于父亲长年派驻英属印度等地，麦仕德童年主要留在英国由祖父母照顾。[9]他早年受教于爱丁堡的德雷霍恩学校（Dreghorn School），其后升读坎布里亚郡的塞德伯学校（Sedbergh School），在校内是壁手球队和壁球队队长。[2][9]1942年1月，刚毕业的麦仕德决定仿傚父亲和兄长投身军队，于汉普郡奥尔德索特接受三星期的军官训练，然后在格拉斯哥乘船出发前往印度，同年4月抵达孟买正式加入英属印度陆军。[9]麦仕德小时候家人爱以他的其中一个中间名「Lorne」（洛恩）称呼他，但从军后，同僚则多用他的名字「Ronald」（罗纳德）或别名「Ronnie」（龙尼）。[1]

麦仕德从军的时候正值二次大战，他抵达印度后首先于班加罗尔的见习军官训练小组受训，同时学习乌尔都语。[1][9]1942年10月，他以少尉军阶编入雅丽珊皇后直属第3啹喀来福枪团，[10][8]尽管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但他却被派往印度北部台拉登担任丛林战教官。[1][9]半年后，他于1943年调往浦那附近的卡塔尔夸萨拉军营（Khadakwasla Camp），在营内的东方战争学校（Eastern Warfare School）接受特训。[9]东方战争学校是英军特别行动部队（S.O.E.）辖下136部队的一所秘密训练基地，专门向来自缅甸、马来亚、越南和法国等地的军官教授游击战战术以对付日军。[9]他在那里接受的训练包括仿真从潜水艇驾驶独木舟抢滩、在铁路放置炸药、丛林导向和荒野求生等。[9]在一次晚间训练当中，麦仕德在马德拉斯开往孟买的铁路上仿真炸毁铁轨，但正当他引发一场微型爆炸的时候，一列特快列车却即将驶至，幸好火车司机见状及时刹停火车，未有酿成重大意外。[1]当局事后一度怀疑事件涉及恶意破坏，经调查后他最终没有遭到深究。[9]

1944年12月，麦仕德取得常规军官资格，同时返回已收编到第17印度步兵师的第3啹喀来福枪团第1营。[1][9]1945年1月，他随军前往印度东北部的因帕尔，其后横渡缅甸钦敦江，沿途击退日本陆军第33军，并于同年5月从日军手上夺回仰光，结束全长350英里的征伐；[1][9]事后他更凭借杰出表现，获上级传令褒奖。[1]战事期间，麦仕德所属的第1营曾于1945年2月赶赴缅甸中部密铁拉，参与击退正在围攻当地的日军，并由他以第1营副官身份负责在营级总部操作前方的无线电网络，以便把前线战报转发往旅级总部。[9]可是，他的营级总部其后遭日军砲火打中，造成包括其勤务兵在内一共七人阵亡；[1]当时他正好奉命到前线寻找其中一连失去联系的部队，因而避过一劫。[9]

1945年8月，日本声明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二战结束。[9]同年11月，麦仕德获擢升为中尉；[11]二战的经历也为他换来一面1939年至1945年星章、一面缅甸星章、一面国防奖章和一面1939年至1945年大战奖章（附有一枚橡叶勋扣）。[9]

二战结束后，麦仕德留在军中服务，但鉴于他原属的第3啹喀来福枪团随着1947年印度独立编入新建的印度陆军，他调进保留于英国陆军的第10啹喀来福枪团第2营（1950年改称玛丽公主直属第10啹喀来福枪团），并于1948年派驻香港。[9]1950年5月，他升任上尉，[12]同年以第2营副官身份前赴马来亚，应对当地的紧急状态，期间他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游击队有功，第二度获得传令褒奖，而且获颁授一面1918年版本的一般服务奖章（附有一枚橡叶勋扣和一枚铸有「马来亚」字样的横条）。[9][2]1953年至1955年，他返回英国担任步兵学校教官，其后于1956年保送到坎伯利参谋学院深造，学成后于1957年5月升任少校，[13]并再度派赴马来亚应对持续的紧急状态。[2]这次他在马来亚担任第99啹喀旅旅级少校，主力对付马共游击队，1959年更获英廷颁授MBE（军事）勋衔，对其在马来亚的军事工作予以肯定。[9][14]

麦仕德在1959年离开马来亚，翌年调往香港在驻港英军担任连长，[15]此后他返回英国，1961年至1962年在三军联合参谋学院深造，以及于1962年至1964年出任国防部参谋长委员会助理秘书。[2]1964年至1966年，他奉命前赴婆罗洲（印尼一方称为加里曼丹岛）担任第10啹喀来福枪团第1营副营长，其后升任营长，在印马冲突中支持马来西亚抵抗印尼一方的侵略，期间又于1965年11月升任中校。[2][15][16]该次冲突源于印尼的苏卡诺政府不满马来亚、新加坡和英属婆罗洲在1963年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而引发的，冲突集中于马来西亚在婆罗洲与印尼接壤的边境地区，并由1963年一直持续到1966年苏卡诺倒台后才告平息。[17]麦仕德在婆罗洲展开一次巡逻侦察任务时曾与印方激烈交锋；[9]另外还于1965年一次军事行动当中击退企图进犯砂拉越边境的印尼特种部队，事后他获得第三度传令褒奖和颁授一面1962年版本的一般服务奖章（附有一枚橡叶勋扣、一枚铸有「婆罗洲」字样的横条和一枚铸有「马来半岛」字样的横条）。[1][9]

1967年5月，香港爆发了持续大半年的六七暴动，暴动源于一家塑料花厂劳资纠纷引发的工潮，工潮在左派的介入和文化大革命风潮席卷香港的情况下愈演愈烈。[18]左派滋事份子从5月6日开始与警方发生连场冲突，迫使香港政府一度实施局部地区宵禁，左派团体其后更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以「反英抗暴」为号召挑战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构成威胁。[19]

为应对六七暴动，担任第10啹喀来福枪团第1营营长的麦仕德在1967年奉调来港运行内部保安工作，[20][2]却于同年7月8日遇上沙头角枪战。[9]当日上午约9时30分，数百名来自华界的中国大陆民兵集结于中英边境所在的沙头角，[21]麦仕德接报后随即奉命率领第1营其中两连约240名啹喀兵，于上午10时30分赶往位于沙头角外围的沙头角警署戒备，并由一队隶属于近卫骑兵团的装甲车队作后勤支持。[1][9]上午大约11时，这批民兵越界包围位处边陲的沙头角警岗，除了向警岗抛掷土制炸弹，又以来福枪和机关枪扫射一队正前往警岗增援的警方防暴队，造成警员伤亡。[21]由于一直未有接到上级指示，再加上为免擦枪走火使局势升级，麦仕德唯有按兵不动，与部队留在外围的沙头角警署监控情况。[1]

下午1时30分，麦仕德终于接到指令，率军进入沙头角驱逐越境进入英界的大陆民兵，同时港府也宣布对沙头角实施宵禁。[9][21]不过，麦仕德与部队进入沙头角的过程并不顺利，期间大陆民兵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边界掩护下扫射英军，并以土制炸弹和机关枪再次攻击沙头角警岗，但英军在麦仕德指令下未有开火还击，又以稻田作掩护步步进迫，双方陷入对峙局面。[1][9][21]一直到下午5时，大陆民兵全面撤回华界，英军即重新掌控沙头角，并救出沙头角警岗内的死伤警员。[9]事件最终造成五名警员殉职，当中包括两名巴基斯坦裔警员和三名华裔警员，另有11名警员受伤，而香港的左派报章则指中方有一人死亡和八人受伤。[22]

沙头角枪战发生后，英军和啹喀兵暂代警方的边境巡逻工作，[23]但边境局势仍然不稳，1967年8月还先后发生文锦渡事件和打鼓岭事件。[24][25]当年8月5日，大约30名穿梭边界从事食品搬运的大陆工人由华界抵达英界的文锦渡关卡时，不满原本张贴于桥头警岗墙上宣扬毛泽东思想的标语被撕走，愤而夺走警岗内的两把枪枝，并且包围和闯入警岗。[26]时任大埔理民官鲍富达（Trevor Bedford）和第48啹喀步兵旅旅长马田准将（Brigadier Peter Martin）随后到场调停，两人签署了一份保证书，准许工人在英界内张贴非煽动性标语、确保大陆居民在英界的安全、以及不反对大陆居民在英界内举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集会，工人方才散去。[26][27]

8月9日，又一批大陆搬运工人在文锦渡英界内张贴大字报，但晚上被边境当局以大字报具煽动性内容为理由撕走，当局还于文锦渡的英界桥头架起铁丝网，防止有人走近警岗。[24][27]翌日下午约1时30分，一名大陆搬运工人因为手推车被铁丝网撞翻而报称受伤，未几约40多名搬运工人包围警岗，要求当局回应他们的三点诉求，即履行8月5日的三项保证、拆除铁丝网、以及向受伤的搬运工人作出赔偿。[28][29][30]这次鲍富达在麦仕德等军警陪同下前来调停，但双方谈判陷入胶着状态，包围警岗的工人更将鲍富达和麦仕德等人困在警岗之内，而包括第10啹喀来福枪团第1营在内的英军则在文锦渡外围戒备。[1][30]

8月10日晚上约11时，这批大陆工人用铁勾和斧头撞破铁丝网，继而冲入警岗挟持鲍富达、麦仕德、英军和警务人员等十多人，迫令他们解除武装和缴械。[28][29]随后，鲍富达和麦仕德等指挥人物被解到警岗外的文锦渡桥头，[30]当时英军担心工人会把人质押往华界而计划展开营救，但鲍富达和麦仕德则以免提器叫英军不要轻举妄动。[9]被挟持期间，鲍富达和麦仕德等人多番被工人强迫签署一份「认罪保证书」，以接纳工人较早时开出的三点诉求，但起初被他们拒绝。[30]双方纠缠了一段时间后，有工人拿着斧头走到鲍富达面前，另一工人则用利刀指着他的背部，而麦仕德也被人用手枪指着背部。[27][29]结果鲍富达、麦仕德和边境警区警司披顿（William Paton）三人在工人的武力威吓下就范和签署「认罪保证书」。[30]签署后，工人把鲍富达、麦仕德和披顿等八人带到文锦渡关卡的桥上宣读「认罪保证书」，最终于8月11日清晨约5时释放他们，并发还夺走的武器，事件才告平息。[30]港府事后立即于8月11日清晨发表声明，强调鲍富达等人在受到生命威胁的情况下签署「认罪保证书」，对有关文档不予承认，同时宣布全面封闭中港边境，以待局势缓和。[27]

就在文锦渡事件平息后不久，大约40名手持红旗、竹竿和镰刀的农民在8月11日早上9时30分从华界罗芳村走到打鼓岭关口。[25]尽管港府在两个多小时前已声明关闭边境，但他们仍强行进入英界，被英军施放催泪弹驱散。[25]稍后，这批农民再度于关口集结，声称要到英界的农田工作，始获军警放行。[25]可是到下午3时，这批农民被指聚众生事，军警驱散不果后施放催泪弹，期间农民与军警发生冲突，混乱中造成一名外籍督察和数名军警受伤，遇袭督察头部和胸部更被刺伤，情况严重。[25]下午4时，打鼓岭局势恢复平静，然而当一队军警步回打鼓岭警署的时候，华界突然传出连串枪声，子弹射向英界的农田，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未知枪声是由大陆民兵抑或解放军所发。[25]

香港边境发生的连串事件成为英方和港府在六七暴动期间遭遇的一大挫折，[28]但鉴于香港的左派暴动缺乏市民支持，再加上中国大陆的文革风潮愈演愈烈，为免出现反效果，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7年12月向香港的左派阵营下达命令停止「反英抗暴」，扰攘香港近七个月的六七暴动终告全面平息。[18][19]乱事平息后，麦仕德于1968年3月离开香港，同年英廷以他在沙头角枪战中指挥有功，向他颁授OBE（军事）勋衔。[31][20]

麦仕德1968年离开香港后返回英国短暂出任三军联合参谋学院教官，同年调任柏林步兵旅旅长，任内军阶于1968年12月由中校直接跳升为准将（追溯至1968年6月生效）。[32][2]此后，他于1971年获保送往加拿大国防学院深造，学成后于1972年至1975年返回英国出任总司令委员会演习监督，及后于1975年5月获擢升为少将（追溯至1974年1月生效）。[2][33]

1975年2月，麦仕德第四度派驻香港，[15]接替班纳少将（Major-General E. J. S. Burnett）出任驻港英军副司令兼啹喀旅少将。[34]在任期间，他历仕彭英武爵士和夏卓贤爵士两任驻港英军司令，并曾多次署任司令的职务。[35]他其他的主要工作还包括协助军方与港府签订新的防卫经费协议，并安排于1976年把深水埗军营部份用地转交港府，成为协议生效后首幅移交港府的军用土地。[36]至于深水埗军营的余下大部份土地，也于1977年底前分阶段移交港府。[36]麦仕德在港期间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例如在1975年11月主持香港青年协会赤柱户外活动中心的揭幕仪式，[37]以及在1977年1月主持新界区公益金百万行开步礼等。[38][39]

麦仕德在1977年3月卸任，[40][15]驻港副司令一职由驻港英军总部参谋长祁百川准将（Brigadier Derek Crabtree）兼领，[41]但啹喀旅少将的职务改由夏卓贤兼任。[40]麦仕德同年6月正式从第10啹喀来福枪团退休，[8]为肯定他多年来在军中的工作，他于1977年再一次获英廷颁授CB（军事）勋衔。[42]

麦仕德退休后于1977年至1985年荣任玛丽公主直属第10啹喀来福枪团上校，[43][44]以及于1980年至1990年出任啹喀旅协会主席，并且热心参与退伍军人活动。[2]晚年的他退居于英国根德郡布罗德斯泰尔，1977年至1988年在当年担任韦尔斯利府学校的财务主管，1980年至2009年间又任巴克马斯特纪念安老院主席。[2]2015年9月8日，他于布罗德斯泰尔家中逝世，终年92岁。[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