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本

良渚文本最早于1936年，挖掘良渚文化遗址时发现。于1936年至1937年间，中华民国学者施昕更在良渚进行考古挖掘，于1938年发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在其中记录了由陶片转录的出的五个陶文。随后发掘更多有刻画符号的玉器及陶器等，如1955年于良渚发现红陶大腹残片，上面有三个装饰记号，与在香港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陶文形似。1959年在马桥遗址第四文化层与第五文化层陶器破片上发现陶文。

学者认为这些重复出现的符号必有含义[1]，但对于是属于文本系统有不同见解。中华民国学者许倬云认为这不是文本系统，可能是族徽[2]^:321-32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刘莉亦认为，陶器上的符号可能用于交流，可当作原始文本，但不能视作文本系统[3]。北京大学学者李学勤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古文本，并解读出14个字[4]。裘锡圭认同这是古文本，但认为这不是汉字先祖[5]。

2003年至2006年，中国考古学者在发掘庄桥坟遗址时，发现240余件器物上有刻画符号，可能是早期文本，学者开始进行研究。201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民在发掘出的石钺上发现成排符号，进行研究后，认为这是一种古文本，发表《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良渚原始文本》。在多位学者研究之后，平湖市博物馆馆长杨根文认为这是中国出土的最早古文本[6][7]。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如方向明、李伯谦、刘钊等人皆主张这是早期文本系统，属于象形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古汉字研究所所长王蕴智，郑州大学文学博士郑建军等人则认为，这些所谓的“文本”只不过是单纯的刻画，和汉字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并不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个系列，因为这些刻画符号无法构成一个文本系统[8]。

复旦大学学者裘锡圭认为，良渚文本的结构与中原系统文本不同，为汉字先驱，但不是殷商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的直系先祖[5]。

北京大学学者李学勤认为，良渚文本与大汶口陶文相近，可能为殷商甲骨文先驱[4]。美国学者吉德炜认为殷商甲骨文源自于良渚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