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士

摩士在1892年4月25日生于爱尔兰蒂珀雷里（Tipperary），父亲名D·S·摩士（D. S. Morse），任职于爱尔兰银行多年。[1] 摩士早年接受私人教育，后来就读于伦敦德里的福伊尔书院（Foyle College）。[1] 在1910年，他加入伦敦德里的晓治布朗与布兰登注册会计师行（Hugh Brown, Brandan and Company,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Londonderry）实习，前后近两年。[1]

在1912年，摩士加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伦敦分行任职，1915年至1919年调往香港总行任职助理，[1] 后来曾在中国大陆不同分行任职，拓展内地市场，包括由1919年至1922年派驻于天津分行，1923年至1924年短暂调到上海分行，其后又于1924年至1928年间调返天津分行任职。[1] 摩士在1929年再一次调到香港总行，并在1932年出任首席会计师，随后在1938年获擢升为襄理，[1]同年获奉委为非官守太平绅士。[2]

在首席会计师和襄理任内，摩士在1936年1月至1940年间获香港大学任命为司库，另外又任财务委员会主席，负责掌管大学财政，以及在1939年出任大学场所委员会主席。[3] 当时时局不稳，难民涌入香港，但摩士仍设法监管大学收支，他在1940年卸任司库时，获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3]

摩士上任襄理时，时值中日战争爆发，远东局势动荡，银行业务深受影响，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后，银行业务更受战局的进一步打击。[1] 在1940年，摩士获总司理祁礼宾爵士（Sir Vandeleur Grayburn）任命调返英国出任伦敦总经理兼伦敦顾问委员会（London Advisory Committee）委员，后来再任委员会主席。在得到英国政府支持下，[4] 他负责将总行资产逐步由香港转移到当地，以防香港一旦落入日本手中后，资产被日方掠夺；再加上汇丰有大批美元储备在美国国内，一旦总行被日方操控，银行在美国的资产将被美国政府冻结。[5] 在同年年尾，得到摩士协助下，汇丰仍能够发表完整的银行财务报告，到1941年6月更有能力向股东派发每股2镑10仙令股息。[1]

可是好景不常，在1941年12月，日军挥军香港，香港保卫战爆发，并迅即于同年12月25日沦陷，身处香港的汇丰主席百德新（J. J. Paterson）、总司理祁礼宾爵士与其候任继任人艾文逊（D. C. Edmondston）悉数落入日军手中。但在香港沦陷前夕，港督杨慕琦爵士于12月12日宣布汇丰银行总部由香港迁往伦敦，[4] 而较早时候，英国政府亦下令汇丰各地分行与香港总行均需听从伦敦指示，在12月16日，身为伦敦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摩士，复按英政府要求出任主席兼署理总司理，以便银行继续正常运作，[6][7] 因此在香港沦陷后，伦敦顾问委员会俨然成为汇丰董事局，而摩士更成为汇丰的实际掌权人，[8] 也是该行创立以来，首位出任主席的汇丰在职雇员。[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汇丰银行因香港沦陷而受到沉重打击，总司理祁礼宾爵士在1943年8月病死于香港的赤柱监狱，[10] 其候任继任人艾文逊亦于1944年8月病死香港。[11] 不过，身在伦敦的摩士获得英伦银行和殖民地部支持，使汇丰得以继续营运。[6] 在1942年，摩士在汇丰银行新设立的远东救济拨款委员会，出任司库一职，专门负责救济在远东地区因日军侵略而顿失依靠的英籍银行业人士。[9] 复至1943年1月13日，枢密院发出一道枢密令，再次确认汇丰银行总部迁到伦敦，并将枢密令的效力追溯至1941年12月16日，[5] 伦敦顾问委员会获正式确认为汇丰董事局，摩士则获任命为汇丰主席兼总司理，[5] 同年，他发表汇丰截至1942年年底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该行仍保留相当财力。[1] 为表扬他在战时经营汇丰的贡献，摩士在1944年获英皇乔治六世颁授CBE勋衔。[12]

1945年香港重光后，香港暂时由英军实施军法管治，至1946年5月1日才重置文治政府，而返港着手重整业务的摩士，即于5月1日获复任的港督杨慕琦爵士委任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13][14] 是局内甚有份量的议员。[15] 同年5月16日，枢密院发表另一道枢密令宣布将汇丰总部迁回香港，随后港府在6月20日通过条例，让汇丰跳过一般进程，尽早召开周年大会，摩士再当选主席兼总司理。[5]

香港日治期间，日军从汇丰库房夺取大批没有加签的未发行纸币，并在没有任何保证金的情况下，威迫祁礼宾等在纸币上签名，用以向中国大陆和邻近地区大手购入物资。[16] 虽然伦敦方面曾委托国民政府通过电台公开宣布不承认这批纸币的效力，以及向大众公开这批纸币的序号，但是这批纸币仍然在香港与邻近地区广泛流通。[16] 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岁月中，由日治政府操控下发出的汇丰纸币，总额更达1.198亿港元。[17]

摩士最初原宣布拒绝承认所有面值10元以上的日治时期汇丰纸币，但后来为保汇丰声誉和挽回港元信用，[5] 于1946年4月2日与临时军政府达成协议，宣布全力支持这批纸币的效力。[16] 这一点后来于1946年8月16日立法局通过的《银行纸币与负债证明书条例》（Bank Notes and 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 Ordinance）得到再次确认。[18] 根据条例，汇丰银行要向外汇基金注资100万英镑，同时由港府向汇丰发出总值1.038亿港元的负债证明书，用以担保这批纸币的效力。[19] 除缴付100万英镑外，条例又要求汇丰根据一个复杂的换算方法，额外再缴付一笔款项。[5][20] 此外，在战前原是发钞银行的汇丰银行，在战后亦获港府临时赋予发钞银行身份，这个临时身份到1947年7月再获港府批准延续一年，到1948年，汇丰已逐步恢复实力，遂获港府正式授予发钞银行身份。[5]

摩士在战后致力重开汇丰在全球各地，包括中国和日本的分行，但受限于市场萎缩，在中国大陆仅有上海、北京、天津和汕头四间分行继续营业。可是二战结束后不久，大陆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即爆发国共内战，并以1949年10月共产党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告终。虽然英政府早于1950年1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予以承认，但内地时局动荡，加上中共在1950年起发动土改，触发资本家南逃香港，使汇丰关闭大陆分行的压力愈来愈大。摩士在1953年卸任后，汕头和天津分行被迫于1954年关闭，北京分行亦于1955年停业，最后独留上海分行。[21] 虽然中国大陆市场流失，但摩士则认为东南亚地区具发展潜力，因此任内亦锐意开拓银行在东南亚的业务。[22][23][24][25]

另一方面，随着大批劳动人口和企业家因躲避战乱南逃香港，香港成为整个中国沿岸地区唯一开放的贸易口岸，造就了战后香港的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发展和出口。[26] 汇丰看准时机，积极向来港的企业家贷款创业，一方面促进香港的工业发展之余，连带汇丰在港业务亦有长足发展。到1954年，汇丰的资产总值已达36亿港元，是1940年时的三倍。[26]

摩士被认为是战后汇丰得以重整业务的关键人物，更与另一位同样来自爱尔兰的前任总司理昃臣爵士齐名。[6] 摩士在战前预早调走香港的资产，设法减少银行损失，而且早于汇丰总部迁回香港前，已先行计划重整方案，令汇丰在战后快速复元。[6] 除此之外，他又与港府合作，一方面有效地支持港元稳定，另方面借以巩固汇丰在香港和远东的地位。摩士亦通过在行政局供职，[27] 参与制定港府的经济政策，和维持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15] 因此摩士亦尝言「凡有利于香港者，即有利于汇丰」（What is good for the Colony is good for the Bank），[15]这句说话亦扼要地反映殖民地政府在战后多年治港方针。[28]

除了银行的工作外，摩士亦热心战后的公共服务，除了于1946年至1951年再度出任香港大学司库外，[29] 也是战后香港童军总会和香港足球总会首任会长、[30]香港赛马会董事局主席、[9]香港业余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首任会长、[31] 亦曾任港府康乐场地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Recreation Grounds）主席，[32] 以及在1950年协助成立香港青年商会。[33] 在童军总会任内，他于1949年11月12日主持位于金钟花园道的总部激活典礼，总部亦命名为「摩士小屋」（Morse Hut），[34] 另外，鉴于战后香港的童军活动急速发展，摩士复与香港赛马会出资筹建规模更大的新总部。新总部位于九龙觉士道，于1954年激活，名为「摩士大厦」（Morse House），使用40年后，童军总会复于1994年迁往柯士甸道新址。[34] 为表彰摩士对童军活动的贡献，他在1953年2月23日获港督兼香港童军总领袖葛量洪爵士授予童军最高荣誉银狼章（Silver Wolf）。[35][36]

摩士在港期间深获港府敬重，他在1949年获英皇乔治六世封下级勋位爵士，[37]1951年以香港代表身份前往英伦出席英国节（Festival of Britain）活动，至于在1953年6月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加冕大典中，摩士更以香港首席代表身份，[38] 偕罗文锦爵士和周埈年观礼。[39] 在1953年，摩士宣布卸任汇丰主席和总司理，返回英国，尽管摩士不是立法局议员，但港督葛量洪特别在1953年3月4日的立法局会议上，对摩士致感谢辞，赞扬他是「伟大的香港市民」（A Very Great Citizen of Hong Kong）。[15][28]

摩士在1953年3月3日卸任，[40]3月13日启程返英，并在当日举行隆重的卸任仪式。[41] 在早上十时，摩士爵士伉俪步出香港汇丰总行大厦，在逾千名汇丰职工和群众夹道欢迎下，登上停泊于皇后像广场的轿车，轿车由十六名汇丰高级外籍雇员以海军部特别借出的绳缆牵引，最后把轿车拖到皇后码头。轿车途经的获利道、德辅道中、遮打道和干诺道中的行车线一度获警方局部封闭。[42] 摩士伉俪在皇后码头获香港文武官员和各界绅商送行，随后登上汇丰专用小轮前往九龙仓码头，最后乘坐铁行旗下的「广东号」（Canton）轮船返回英国。[43][44][45] 他离开香港后，汇丰主席和总司理两职分别由布力嘉（Cedric Blaker）和端纳（Michael Turner）接任，[46] 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一位则由周埈年继任。

摩士退休后1953年6月摄于英国伦敦家中

摩士公园蝴蝶阁一隅

毗连摩士公园的摩士公园游泳池

摩士返英后定居伦敦，除在1954年至1965年出任汇丰银行伦敦顾问委员会主席，又在1954年至1960年出任英国旅游及假日协会（British Travel and Holidays Association）主席。[12] 在1957年间，他以协会主席身份就旅游事务向香港政府提供意见，促成港府在同年成立香港旅游协会（2001年改组为香港旅游发展局），[47] 他1960年从协会卸任后，在翌年的新年授勋名单再获伊利沙伯二世授予KBE勋衔。

他晚年的其他工作还包括在1954年至1967年任弓匠公司（Bowmakers Limited）董事，期间于1954年至1962年兼任公司主席；[12] 此外，他曾于1959年至1965年任有利银行董事，以及在1960年起任英国中东银行董事，[12] 亦曾兼任该行主席，至1965年9月辞职。[48] 有利银行与英国中东银行两行均在1959年被汇丰收购。[26]

晚年身体欠佳的摩士，[49] 在1967年5月13日因支气管肺炎病逝於伦敦圣詹姆士广场家中，[50][51] 终年75岁，[49][52] 身后伦敦有追思会以作悼念。港府为纪念摩士爵士，同年决定把北九龙一处新落成的公园命名为「摩士公园」（Morse Park），10月6日由时任市政局主席兼市政事务署署长丁固（Geoffrey Tingle）主持揭幕。[53]

• 以下列出荣誉全称及缩写：^{^}
  • 太平绅士（J.P.） （1938年5月20日[2]）
  • 英帝国司令勋章（C.B.E.） （1944年）
  • 下级勋位爵士（Kt.） （1949年英皇寿辰授勋名单[55]）
  • 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K.B.E.） （1961年新年授勋名单[56]）
  • 功绩爵级司令勋章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Benemerencia，1951年，葡萄牙[57]）

• 荣誉法学博士
  • 香港大学 （1940年）

• 摩士小屋（Morse Hut）：原位于金钟花园道，已重建为世界自然基金会中环办事处。
• 摩士大厦（Morse House）：位于九龙觉士道，1954年至1994年间为香港童军总会总部，已拆卸。
• 摩士公园（Morse Park），位于九龙黄大仙和乐富一带，1967年10月激活。
• 摩士壶（Morse Jug），香港赛马会主席赛马日的其中一项锦标赛场合，现已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