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被傅斯年开除的「伪北大」教授中，就包括周作人，他在抗战八年中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另一个被开除的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容庚。容庚写了一篇「万言书」自辩：「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稀有，未忍舍弃，三也……」傅斯年则回应：「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以上两所学校为私立性质的教会大学，北大则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直辖的公立大学）任教；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容庚不死心，找傅斯年当面理论，傅斯年指着他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架了出去。容庚无奈，辗转回到广东老家，在岭南大学任教。[1]

1954年，全国大批胡适，容庚说：「胡适尊重证据，主张凡评定事物，要使出证据来。这和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一致的。」1958年，反右斗争尘埃落定，容庚又为中山大学中文系被打成右派反党小集团的董每戡、詹安泰、叶启芳、吴重翰、卢叔度等奔走呼吁，希望有关方面放他们一马。1958年红专大辩论，大家都认为政治第一，容老却公开标榜「我是业务第一」。1959年「拔白旗」运动中，商承祚被批判未以马列主义观点对待文本学，容庚敢于出马为商辩护说：「我就不相信马列主义能够指导文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容庚为吴晗、邓拓喊冤叫屈，说当时的大批判是「文本狱」，是「焚书坑儒」。

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在容庚追悼大会上致悼辞说：「在十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依然刚直不阿，不讲违心之话，不做悖理之事。这就是容庚。」[2]

不过，容庚在《文本改革月刊》特刊51期发表《汉字简化不容翻案》，“痛打落水狗”陈梦家，他说陈梦家“坚决反对创造简化字”，但写给自己的信中，就用了不少简化字。容庚还就此下了一结论“此右派之所以为右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