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露晓

唐露晓早年任教于千里达女皇皇家书院

唐露晓在1949年至1951年于香港的英皇佐治五世学校先后担任数学科高级教师和校长

唐露晓在1910年9月3日生于英国南约克郡唐卡斯特一个寻常家庭，[1][2]早年受教于梅克斯伯勒中学（Mexborough Secondary School，梅克斯伯勒文法学校前身），[3]随后升读伦敦大学英皇学院主修普通理科，在学时凭借出众的成绩，于1936年荣获理学士一级荣誉学位毕业。[4][5]大学毕业后，有志成为教师的他选择转到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深造，并考取得教育文凭。[5]

在1937年，唐露晓投身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千里达殖民地政府，在当地历史最悠久的中学女皇皇家书院（Queen's Royal College）担任教师。[1]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后，他在1941年投身皇家空军，以空军中尉（Flying Officer）身份参与战事，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才从空军退伍，并重返女皇皇家书院任教。[3][1]

在1949年5月，唐露晓转调到英国位于远东的殖民地香港，在当时仍属于官立学校、位于九龙的英皇佐治五世学校（1979年起成为英基学校协会旗下的政府补助学校）任职高级教师，教授数学科。[6][1]唐露晓在1950年升任该校校长一职，但旋于翌年因署任高级视学官而调返教育司署工作，至1952年4月正式出任高级教育官。[6][1]他在1954年4月至11月和1955年1月至9月两度署任助理教育司（行政），至1955年9月正式获得擢升。[1]在助理教育司任内，他曾于1957年和1959年分别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讨会和英联邦教育会议的香港代表，[7][1]另外也尝任香港业余体育协会主席。[1]

在1959年12月，唐露晓接替荣休的毛勤（Leonard Geoffrey Morgan）出任副教育司，[6]不久以后于1960年8月返回英国展开长期休假，定于翌年3月返港。[8]不过到1961年1月，港府即宣布唐露晓将接替退休的高诗雅（D. J. S. Crozier）出任教育司。[9]唐露晓返回香港后遂于1961年4月29日正式履任教育司一职，[10]复于5月17日兼任立法局官守议员，[11]其后又在同年6月获邀出任私立英文学校联会名誉会长。[12]

受二战后中国大陆大量难民南逃涌入香港，再加上战后婴儿潮进一步推高适龄学童数目，学额不足成为了战后香港政府首要处理的教育议题之一。[13][14]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港府教育司署已根据《菲沙报告书》的建议大幅扩充小学学额，但由于港府未有相应大幅扩充中学学额，以致踏入1960年代，小学升中学之间的樽颈问题更形突出。[15]以1960学年为例，全港小学在学人数为427,691人，但中学在学人数却只有88,495人，数目远低于前者。[16]

在1961年创校的荃湾官立中学是唐露晓在教育司任内落成的学校之一

唐露晓以教育司身份参与筹办在1963年创校的香港中文大学

有见及此，唐露晓任内积极扩充中小学教育，[17]并把港府教育主要经费由1961年的1.22亿港元提升至1964年的1.90亿港元，其中香港各类学校数目由1961年的1,918间增加至1964年的2,227间，期内新设立的官立、资助、补助和私立中小学校共计有269间，例子包括有荃湾的荃湾官立中学和九龙城的何明华会督银禧中学等。[16][18]在同期内，全港各类学生数目更由658,618人增至854,279人，三年间增幅近20万人；至于全港教师数目也在同期内由原本的21,152人上升至29,155人。[16][18]针对中小学学额不足的问题，唐露晓任内小学在学人数由原来的484,536人增长至596,971人，而中学在学人数也由原来的106,477人显著增长至177,680人，然而，由于适龄学童人数持续上升，再加上港府尚未推行免费教育，因此学额不足的问题仍然持续。[16][18]

除了中小学教育外，唐露晓还特别关注香港的专上教育发展。他任内港府拨给香港大学的经费由1961年的826万港元，逐年递增至1964年的1,902万港元。[16][18]在1961年9月，唐露晓又把葛量洪师范专科学校分校独立成校，并把新校命名为柏立基师范专科学校（即柏立基师范学院），柏立基师范作为香港第三家师范学院，独立成校后成为香港另一培训教师的主要院校，以应对中小学校数目的快速增长。[19]

唐露晓也参与筹建了香港第二所大学，在1961年，港督柏立基爵士提出积极探讨在香港开办一所「中文大学」，并在同年6月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作初步筹划。[20]该委员会由时任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关祖尧（后为爵士）出任主席，而唐露晓也以教育司的身份获委任为委员会委员。[20]翌年，柏立基复邀请英国资深教育行政人员富尔敦（J. S. Fulton，后为勋爵）等人来港考察高等教育情况，结果得出建议，把三所香港的中文专上院校（即新亚书院、崇基书院和联合书院）合并成为一所全新的中文大学。[21]有关建议在1963年4月经《富尔敦报告书》发表后，港府再于同年6月成立临时校董会，唐露晓与时任华民政务司麦道轲遂成为临时校董会的官方代表，除了就筹备新校提供协助外，还在同年10月17日见证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声明成立。[22]

唐露晓任内对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发展予以支持，[23][24]他曾支持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借用官立学校校舍开办成人课程，并协助物色合适的兼职讲师，以配合港府在成人教育方面的政策。[23]在特殊教育方面，在他任内的全港特殊学校学生数目，也由1961年的691人逐步增长至1,091人，使更多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和青少年得到适当的教育。[16][18]唐露晓还曾经多番出席海外教育会议，与各地教育当局维持联系和交流，这些访问包括在1962年1月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英联邦教育会议、[25]以及在同年10月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英联邦教育顾问周年会议等。[26]

此外，为了有系统地集成各类学校课程，唐露晓推出了不少针对中小学的教育改革，影响较大的包括在1961年7月宣布中文中学由原来的六年制课程缩短为五年制课程，使之与英文中学的学制看齐。[27][28]因应有关改动，原本供英文中学学生应考的香港中学毕业会考也在同年更名为香港英文中学毕业会考（HKESCE），并在1962年起实施，而中文中学学生则可继续应考原有的香港中文中学高中毕业会考（HKCSCE）。[29]唐露晓更改中文中学学制，直接导致在1965年出现新制和旧制学生同时完成中学课程的情况；新的学制也促使教育司署在1965年进一步把原来的香港中文中学高中毕业会考重整为香港中文中学毕业会考（同样简称HKCSCE），与香港英文中学毕业会考并行。[29]

不过，并非每一项由唐露晓推出的教育改革都受到欢迎，部份改革就引起不少反响而招致失败。[30]其中，设立实用中学（Modern school）一事就引起了舆论不少批评。[30]实用中学早在他未出任教育司前的1960年已开始推行，这类中学以英国国会在1944年通过制定《教育法令》而设立的现代中学（Secondary modern school）为蓝本，目的在于在传统文法中学以外给学生多一个选择。[30]有别于以教授学术科目为重心的文法中学，实用中学提供更实用和贴近社会需要的课程，从而让学生投身社会前做好准备和得到所需的技能，使学生能够适应香港战后工业化的社会。[30]唐露晓相当支持有关构想，并在任内开设不少实用中学，例子计有在1961年正式迁入新校舍的福华街实用中学、以及在同年正式开幕的赛马会实用中学（即赛马会官立中学前身）和荃湾官立实用中学（即荃湾官立工业中学前身）等，在1963年的时候，全港就读于实用中学的学生人数多达3,918人。[31]

福华街实用中学在1964年并入属工业中学的九龙工业学校（图）

然而，一如英国的现代中学，实用中学获得的经费较传统文法中学少，课程又以未能适应主流文法中学的中学生为主要对象，因此实用中学从一开始就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30]再加上这类学校的中文名称强调「实用」，不少家长遂认为这些学校偏离主流学校着重学术学科的原则，于是就把实用中学标签为比传统中学次一等的学校。[30]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冯秉芬（后为爵士）也曾在局内会议中指出工业中学比起实用中学更符合社会的需要，而且还抨击实用中学培育出「高不成、低不就」（"...being neither here nor there"）的学生，不受华人社会的欢迎。[31]

结果唐露晓在1964年初卸任返英后不久，实用中学计划就在多方反响下叫停。[30]部份实用中学就像赛马会实用中学和荃湾官立实用中学一样，被重组为工业学校，而另一些实用中学则与其他学校合并，其中，福华街实用中学就被合并入九龙工业学校。虽然实用中学的构想无疾而终，但一些在同时期设立的工业学校（如九龙工业学校）却得以继续保留，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传统主流文法中学以外，另一种主要的中学类别。[31]

唐露晓引起的另一项教育改革争议，要算他在1962年推出的「中小学教育重整计划」（Reorganiz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整个计划由唐露晓提出，因此被外界别名为「唐露晓计划」（"Donohue Scheme"）。[32]计划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由1963年9月新学年开始，官立和补助小学入学年龄由原来的6岁推迟至7岁；[32][15]第二，同时间，这些小学学制由原来的六年制课程重整为五年制课程；[32][15]第三，在日后引入一年制的特别中学课程，让未能升读五年制主流中学的小学毕业生提供出路，一年制的特别中学课程在适当的时候会再延长为两年制的特别课程。[32][15]

根据唐露晓的方案，儿童在7岁入读五年制小学，然后再接受两年制特别中学课程，最快要到14岁才会从中学毕业，当时香港劳工法例下界定的最低合法工作年龄正好也是14岁，这意味新的中小学学制能够与劳工法例接轨。[32][15]唐露晓希望计划能够作为扩充中小学规模的其中一个手段，让更多的青少年和儿童接受适当的教育，并且改善当时青少年过早失学而造成的非法童工问题。[32]

可是，「唐露晓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很大阻力，计划在1962年公布时，补助学校议会已经有所保留。[32]虽然普遍家长和办学团体在初时对计划的构想予以肯定，但那些支持很快就变成为质疑和反对。[15]当中，社会上不少意见对于儿童推迟一年入学感到担忧，并担心只有五年的小学课程会影响学童的学习成效。很多学校、家长和学生更对不同的入学年龄和不同的学制感到无所适从，认为新的学制比原来的混乱。[32]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冯秉芬也批评，小学原来的六年制课程已经相当紧迫，再将课程缩短一年会进一步影响学童学习，加上英国本身的学童从5岁起已经接受小学教育，香港的学童实不适宜再推迟一年到7岁才接受小学教育。[33]

面对外间的反对，唐露晓强调依据教育专家的建议，儿童在5至6岁仍在经历急剧的身心发展，因此不宜过早接受小学的正规教育，他又表示教育司署重整的五年制小学课程是全新的课程，课程经过全面重整，并不同于以往的六年制课程，从而确保新的学制不会影响学童学习。[33]对于有意见指出英国学童由5岁起已经接受小学教育，他解释英国主流小学在7岁以前均采取「玩学模式」（"Play-way method"）教学，之后才改为施行正规教育，所以两地情况不可一概而论。[33]尽管遭到不少反响，但计划始终在唐露晓的坚持下于1963年9月新学年如期推行。[15]

在1963年初，港府委任英国汉普郡郡教育官R·M·马殊（R. M. Marsh）和郡司库J·R·森逊（J. R. Sampson）组成马殊及森逊委员会（Marsh-Sampson Commission），对香港教育展开全面检讨。[34][15]委员会在1963年2月至4月来港考察，并在同年10月将报告书呈交港督柏立基爵士省览。[34]在1964年1月，港府公开报告书，并交付立法局讨论，同月，港督宣布设立教育报告书工作委员会，对《马殊及森逊报告书》的建议作出深入研究和检讨。[35]报告书工作委员会由唐露晓担任主席，成员则包括本地绅商利铭泽、邓律敦治和教育家马仪英博士等人。[36]惟唐露晓担任工作委员会主席仅约一个月，就在1964年2月卸任退休，因此未有深入参与工作委员会的事务。[36]工作委员会要到1965年1月才完成和提交报告书，[35]未几，港府复于1965年4月发表《教育政策白皮书》，对两份报告书的建议作出总结。[37]

《马殊及森逊报告书》、《工作委员会报告书》和《教育政策白皮书》的一大重点，是对「唐露晓计划」作出直接的批评。[32]针对小学学制和入学年龄的问题，三份文档不约而同地提及新制度所造成的混乱，其中包括有学童迟至7岁又7个月才接受到小学教育，另外有家长为了让子女在6岁接受小学教育，被迫安排子女入读学费更高昂的私立小学。[38]在特别中学课程方面，三份文档均指出特别中学课程不单止不受欢迎，而且报读人数少，未能善用公帑，结论港府没有必要为了让小部份人接受特别中学教育，而一刀切提高小学入学年龄和缩短小学授业年期。[39]

《马殊及森逊报告书》和《工作委员会报告书》均支持港府废除特别中学课程，[40]但鉴于把小学入学年龄还原为6岁将涉及重大的制度改变，因此两份报告书都没有表达明确的立场。[38]虽然如此，在各方茅头直指「唐露晓计划」的局面下，港府经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后，仍旧在《教育政策白皮书》中决定全盘推翻该计划，并推出补救措施。[41]这些措施包括分阶段把小学入学年龄重新降回6岁，并将小学学制由五年逐步还原为六年，此外又在1966年起废除特别中一，以及取消原拟引入的特别中二。[42]经过多年的纷扰，香港的中小学学制要到1968年，即唐露晓卸任后四年，才回复「唐露晓计划」推出前的原貌。[32]

唐露晓在教育司任内曾传出健康问题，在1962年10月，他对澳洲悉尼和坎培拉展开官式访问时突然患上急病，入住悉尼一家医院数星期后才能够返港恢复工作。[43][26]在1963年11月，消息传出唐露晓因健康理由提早退休，[6][44]而教育司一职将由肯雅教育部常务次官简乃杰空降接替，意味唐露晓无法继续亲身落实重整中小学学制的计划。[44]只有52岁的唐露晓在1964年2月24日正式卸任教育司一职，翌日下午4时45分乘船返英，送行者包括时任辅政司戴斯德、工务司邬励德、罗理基、简悦强伉俪和颜成坤等官绅二百余人。[45]

唐露晓返回英国后过着低调的退休生活，他在1976年11月25日病逝于曼岛首府道格拉斯，终年66岁。[46][6]他逝世的消息要到翌年2月才传到香港。[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