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政府

菲律宾于2016年通过了《信息自由令》，概述了实践政府透明度和全面公开披露的准则。 [16]菲律宾政府根据2012年《一般拨款法》，要求政府机构在其网站上显示“透明印章”，其中应包含有关机构职能，年度报告，官员，预算和项目的信息。 [17]

印度的知情权运动于2005年制定了RTI法，当时环境运动要求发布有关由于工业化而导致的环境恶化的信息。 [18]东南亚RTI法和其他类似法律的另一催化剂可能是由于多边机构提供援助和贷款以换取更高的透明度或“民主”政策。 [19] [20]

台湾于1998年开始实施其电子政务计划，此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行政命令，以实施开放的政府政策。 2005年《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定，详细列出十项政府必须主动公开与政治治理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预算，行政计划，政府机构的沟通，补贴。在 2011 年时政策上开始大力推动「政府开放数据」，并于 2012 年底公布政府开放数据平台 data.gov.tw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21]，在2015年2月10日仿效美国 "We The People" 平台，建置「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join.gov.tw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提供人民对政策发表意见或是提案的场域[22]。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强调台湾公民对开放和透明的重视。国家发展委员会发布的白皮书提出了2020年的政策目标，探讨了提高公民参与度并使用开放数据进一步提高政府透明度的方法。 [23]

为了展现推动开放政府及争取加入「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联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OGP）之决心，行政院于2020年8月核定设置「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推动小组」。该小组置委员二十至二十六人，由院长指派政务委员唐凤兼任召集人，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龚明鑫及天气风险管理开发公司彭启明总经理（由民间委员互推）担任共同召集人。任务为研商及确认行动方案，与追踪评估方案运行情形。立法院也有设立类似的「开放国会委员会」。

2020年底，台湾政府分别通过行政院《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与立法院《开放国会行动方案》，为最高层级的开放政府行动方案。

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

行政院《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一开始由政府先行拟定五大范畴，通过公私协力最后扩充为19项「承诺事项」，分别为：

• 推动数据开放与信息公开
  • 1 完备政府数据开放与再利用制度（国家发展委员会）
  • 2 创建开放数据集平台，提供加值运用（科技部）
  • 3 强化数字隐私与个资保护（国家发展委员会）
  • 4 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法之信息取用权（法务部）
  • 5 环境领域的信息揭露（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 扩大公共参与机制
  • 6 全国性公民投票案电子连署（中央选举委员会）
  • 7 青年政策参与（教育部）
  • 8 地方创生交互平台机制建置（国家发展委员会）
  • 9 鼓励劳工筹组工会（劳动部）
  • 10 将开放政府观念纳入公民与社会课程与教学推动范围，强化教师增能（教育部）

• 增加性别及族群包容性对话
  • 11 促进性别包容对话与参与（行政院性别平等处）
  • 12 促进新住民公共参与及发展（内政部）
  • 13 扩大原住民族跨域参与及国际接轨（原住民族委员会）
  • 14 推动客家议题公共参与（客家委员会）

• 落实清廉施政
  • 15 强化政治献金透明化（内政部）
  • 16 建置与精进机关采购廉政平台（法务部）
  • 17 推动揭弊者保护法立法（法务部）

• 运行洗钱防制
  • 18 实质受益人信息透明（法务部）
  • 19 运行宗教团体财务透明之相关政策，阻绝洗钱漏洞（内政部）

在荷兰，巨大的社会动荡和1960年代电视的影响力日渐增长，促使政府更加开放。信息公开立法于1980年通过，自那时以来，重点一直放在衡量政府机构的绩效上。 [24]特别是，荷兰政府采取行动开放政府（开放overheid在actie）计划2016- 2017年，其中概述9个具体承诺，经合组织设置政务公开标准。 [25]

自2018年以来，作为威尔士文凭的一部分，威尔士政府在威尔士州资助了中学Wikipedia技能的培训，并对所有已发布的视频和其他内容使用了开放许可。

2009年，奥巴马总统发布了有关透明度和开放政府的备忘录，并启动了“开放政府倡议” 。在他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他的政府通过透明，参与性和协作性政府加强民主的目标。 [26]该倡议的目标是创建透明和合作的政府，以结束华盛顿的秘密，同时通过加强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沟通来提高效力。 [2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代，美国近代历史开始了提高政府透明度的运动，这是因为由于战争期间对全球敌对行动以及对冷战间谍的担心，联邦各部门和机构已开始限制信息的可获得性。机构有权拒绝“出于正当理由”或“出于公共利益”获取信息。这些政策使国会委员会难以访问记录和文档，从而导致探索可能的立法解决方案。 [28]

自2000年代初以来，透明度一直是智利《反腐败和廉政议程》和《国家现代化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智利通过了《透明度法》，进一步推动了政府的公开改革。 [29]智利发布了2016-18年度开放政府行动计划，作为其开放政府伙伴关系（OGP）成员的一部分。 [30]

政府的透明通常被认为可以产生政府的责任感，支持者认为这导致了政府腐败，贿赂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减少。 [31]一些评论员认为，开放，透明的政府可以传播信息，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产生更多的知识和社会进步。 支持透明度政策的组织（例如，经合组织和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声称，开放政府的改革也可以增加对政府的信任， [32] [33]尽管有多种证据支持这些主张，但透明度的提高有时会导致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信任政府。 [34] [35] [36] [37] [38]

当人们可以看到某项政策的结果时，公众舆论也可以转移。美国政府有时禁止记者发表士兵棺材的照片， [39]显然是试图管理情绪反应，这可能会加剧公众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批评；但是，许多人认为带有情感色彩的图像可能是有价值的信息。同样，一些反对死刑的反对者认为，应该对死刑进行电视转播，以使公众能够“看到以他们的名义和他们的税金正在做的事情”。 [40]

政府的透明度有利于有效的民主，因为信息可以帮助公民就即将颁布的立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并在下次选举中投票支持他们。 [41]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说法，公民更多地参与政府与政府透明度有关。 [42]

开放政府的拥护者经常认为，民间社会而不是政府立法是提供更透明管理的最佳途径。他们指出了举报人从政府官僚机构内部举报的作用（像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或Paul van Buitenen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与立法制衡相比，印刷或电子形式的独立，询问媒体通常更能保证透明度。 [43] [44]

当代的开放政府学说在非政府组织中找到了最强有力的拥护者，他们热衷于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固有的倾向，即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倾向于保密。在这些非政府组织中，最著名的机构是透明国际或开放社会研究所。他们认为，开放标准对民主社会的持续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

一些批评家认为，政府的优柔寡断，业绩不佳和僵局是政府透明度的风险。 [45]政治评论员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在2014年写道：“然而，这些改革（透明度改革）并没有产生更多的责任感，而是产生了更多的游说，更多的支出，更多的拖延和更多的犹豫不决。” [46]杰森·格鲁梅特（Jason Grumet）认为，政府官员在监视他们所做的一切时，无法适当地考虑，合作和妥协。 [47]对463名越南国民议会代表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立法进程（例如辩论和查询笔录）的透明度提高，减少了代表们在查询会议中的活动，避免参加可能使越南领导人感到尴尬的活动。政权。 [48]

隐私是另一个问题。公民可能会因政府提供的信息而产生“不良后果，报应或负面影响” [1]渥太华大学法学教授Teresa Scassa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概述了三个主要的隐私挑战。首先是难以平衡政府的进一步透明度，同时还要保护个人信息或政府掌握的有关可识别个人的信息的隐私。第二是处理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参与者之间的数据保护法规之间的区别，因为政府可能会访问不受严格法律控制的私有公司收集的信息。第三是“大数据”的发布，它可能显得匿名，可以使用复杂的算法将其重新连接到特定的个人。 [49]

通常必须秘密进行情报收集，尤其是识别暴力威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弗鲁姆（Frum）在2014年写道：“驱使各国收集信息的同样紧迫的要求也要求它们否认这样做。即使不相信这些否认，也很重要。” [50]

道德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倡导透明性的，但是许多学者质疑我们是否有可能拥有这种观念。他们还强调了透明度如何可以支持某些新自由主义的命令。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