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比利時

1939年末沿代勒河興建的K-W 线掩体和反坦克防御

由于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如此多的破坏，该国国内几乎没有兴趣卷入任何潜在的欧洲冲突。1936年10月，利奥波德三世宣布，如果欧洲再次爆发战争，比利时将保持中立，这是他所說的独立政策的一部分[7]。为此，比利时政府试图避开联盟,並离开洛迦诺条约，拒绝与法国于1920年签署的防务条约[8]，并于1937年获得纳粹德国的中立保证[8]。

德国政府认为，比利时的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是西方列强的共同利益。它确认其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损害这种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并将始终尊重比利时领土...... 

——德国中立保证，1937年10月13日[9]

在此期间，比利時國防軍重组了一支完全有防御力量的軍隊[10]，并开始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靠近德国邊境的列日省周围建造防御工事并使其现代化[11]。

1939年9月，英国、法国和德国宣战后，比利时政府启动了一次坠机重新武装计划，在列日的主要防御阵地后面，将安特卫普国家堡垒与代勒河以南连接起来的K-W 线，从而加强了国防軍力[12]。

比利时硬币，上面有利奥波德三世的標誌，在占领期间铸造。

利奥波德三世是比利时军队的国王兼总司令，他于5月28日亲自向德国军队投降，这违背了皮尔洛特政府的建议，他亲自决定失去了同盟军的事件[29]。1940年6月28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30]和皮埃洛在电台广播中强烈批评了他的决定，他宣布利奥波德的决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31]。

战争期间，国王作为德国囚犯留在比利时，当时政府流亡国外，并继续在盟军的事业中采取军事行动[32]。与君主制被压迫或流亡加入政府的荷兰和卢森堡不同，利奥波德三世在被占领土上仍然很突出，占领期间生产的硬币和邮票继续带有他的脸或標誌[33]。尽管如此，利奥波德仍然是抵抗运动的焦点，他的立场用口号来解释「比利时被俘虏！比利时万岁！国王被俘虏了！国王万岁！[34]」。在监禁期间，他于1942年致函阿道夫·希特勒，据信这拯救了约50万比利时妇女和儿童，免遭强行驱逐到德国的军火工厂[35]。1940年11月，利奥波德在贝格霍夫访问了阿道夫·希特勒，要求释放比利时战俘[30]。

战后，关于利奥波德的投降是一种合作行为的指控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国王问题的政治危机，即他能否重返王位，最终以他的退位而告终[30]。

1944年突出部之役中，英国皇家空军蘭開斯特轟炸機袭击了比利时城镇圣菲特。

比利时由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和埃格特·雷德尔领导的比利時和法國北部軍事行政區管理，直到1944年7月，然后由约瑟夫·格罗埃总督管理，直到解放[36]。德国政府通过税收向比利时人征收军事占领费用，同时要求「外部占领费用」或「反共主義」来支持其他地方的行动[37]。比利时总共被迫支付近三分之二的国民收入来支付这些费用[38]，这个数字相当于57亿國家馬克。

与欧洲所有被占领国家一样，食品、燃料和衣服由德国当局严格配给。即使实行严格的配给，平民本应正式享有的食品和材料并不总是能获得[39]。该国也有一个重要的黑市，以非常高的价格非法向那些负担得起的人提供食物[40]。信息和媒体受到德国政府的严格控制，新闻受到极大限制。尽管如此，《夜晚报》等合作主义报纸和《真实国家报》等亲合作政党的报纸的销售仍然很高[41]。大量地下报纸也出版和发行，地下报纸比利时自由报发行量达到3万份[42]。

1943年8月，一名比利时强迫工人在柏林西门子公司的工厂工作。

被占的比利时还成为来自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盟军轰炸的目标。这项政策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因为炸弹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并落在平民区。1943年4月，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附近的莫尔策对埃拉汽车厂的突袭中，美國第八航空隊B-17轟炸機投下的两枚炸弹落在预定目标上[43]。其余24吨炸弹落在该镇的平民区，在短短8分钟内炸死936人，另有1,600人受伤[43]。盟军的政策受到比利时许多主要人物的谴责，其中包括约瑟夫-埃内斯特·范鲁伊[44]。

战争期间，约有375,000名比利时人还在德国境内的劳工计划中工作，为德国战争努力从事工业或农业的工作[45]。虽然近18万比利时人在1941年开始征兵前注守，但大多数人在那之后被征召入伍，并违背自己的意愿从事强迫劳动[46]。

1940年被捕的20万比利时战俘也被运到德国[27]。大多数被用作强迫劳动，只支付名义金额[47]。1940年末至1941年间，约有8万囚犯被送回比利时[27]，但许多人一直被囚禁到战争结束，其中主要是佛兰芒人。他们经常处于非常恶劣的条件下，约有2,000人死亡[25]。

标有「来吧！」的親衛隊第28師「瓦洛宁」招聘,由讲法语的比利时人组成。

在纳粹占领期间，一些比利时人与占领者合作。战前和战争期间，佛兰德和瓦隆尼亚都有亲纳粹的政治组织。最重要的是佛兰德的德弗拉赫、韋爾迪納索和弗拉芒民族聯盟，以及瓦隆尼亚的雷克斯党运动。每个运动都有微妙不同的意识形态、自己的准军事部队和印刷自己的报纸。这些组织也有助于鼓励比利时人加入德国军队。与德弗拉赫的德国式国家社会主义不同[48]，而弗拉芒民族聯盟就直接呼吁弗拉芒分裂主义[49]，尽管这一信息从来都不是他们受欢迎的主要原因[50]。各团体，特别是弗拉芒民族聯盟和德弗拉赫之间的内斗相当严重[48]。

总体而言，比利时的行政系统非常顺从，并成为一种合作工具。在比利时研究机构塞格索马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一个历史学家小组得出结论，比利时提供了与德国占领军的「最大限度的行政合作」[51]。同一份报告还评论说，作为试图融入「德佛兰新秩序」的一部分，佛兰德的合作水平明显更高[52]。报告补充说，布鲁塞尔和列日镇「仍然是爱国的比利时人，坚决敌视德国」[52]。报告还发现，许多比利时当局一直遵守甚至积极驱逐犹太人的规定[52]。

武装党卫军的两个独立单位，弗拉芒军团和親衛隊第28師，在占领期间从比利时招募。雷克斯党的创始人莱昂·德格雷勒担任親衛隊第28師的指挥官，親衛隊第28師在东欧与苏联作战。1944年，親衛隊第28師在苏德战争科爾遜-契爾卡塞攻勢几乎被歼灭[53]，當時共有15000名比利时人参加「师」[54]，比旅级人数更多。

战后，共有40万比利时人接受了合作调查。其中，约有56,000人被起诉。大多数人被判入狱，但有数百人被处决[55]。

1944 年布鲁日解放期间，比利时与一名加拿大士兵的抵抗运动成员。

对德国占领的抵制来自比利时各级和地区以及各政治派别，但高度分散和局部化[56]。流亡政府只与比利時秘密軍等富有同情心的抵抗团体打交道；然而，即使是这些伞式组织也有许多不同的议程或政治意识形态[56]。一些团体非常左翼，如共产主义游击队，但也有一些右翼抵抗运动，如战后列吉翁民族主义运动成员创建的全國保皇運動和法西斯的比利時秘密軍。还有其他团体，如G集团，没有明显的政治派别[56]。

對佔領者的抵抗主要以説明盟軍飛行員逃跑的形式出現，並設置了許多防線來組織這一努力，例如彗星線组织將大約700名盟軍軍人疏散到直布羅陀 [57]。彗星線在比利時全境有一系列安全住所。盟軍飛行員得到便服，經常挨家挨戶地搬來搬去，與支援抵抗的比利時家庭住在一起[58]。抵抗運動將協助飛行員，給他們假證件，並引導他們到中立或盟軍佔領的領土[57]。

1944年12月被德國人殺害的比利時平民的屍體

和其他地方一样，破坏被用来对付敌人的军事和经济资产，铁路线和桥梁是共同的目标。仅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小型学生抵抗小组 G 集团的活动估计就花费了纳粹 1000 万人工小时来修复造成的损失[59]。对德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直接攻击更少，但据估计，1941 年被比利时抵抗运动杀害的德国士兵人数高于整个法国[60]。

抵抗有助于将犹太人和罗姆人从驱逐到死亡集中营，例如袭击第二十次车队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许多比利时人在占领期间还藏匿了犹太人和政治持不同政见者，据估计，这个数字在战争期间隐藏了大约 2 万人。也有严重的低级阻力，例如 1941 年 6 月，布鲁塞尔议会拒绝分发犹太星徽章[61]。比利时某些知名成员，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和羅伊.約瑟夫-埃內斯特，公开反对德国对待犹太人[62]。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国有 1,612 名比利时人因冒着生命危险在占领期间将犹太人从迫害中拯救出来而被授予「国际义人」的殊荣[63]。

然而，比利时平民经常因抵抗活动而受到准军事部队和德国军队的报复。1944 年 8 月，有 20 名平民因在库尔塞勒斯大屠杀中对一名雷克斯政客的一次袭击而被雷克塞斯特军事人员报复身亡[64]。

梅赫倫附近的布倫東克集中營的絞刑架。

1940 年中，在大约 800 万人口中，近 57,000 名犹太人生活在比利时[65]。许多人逃往比利时是为了逃避最近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的迫害，这意味着只有少数人是比利时公民[65]。大多数犹太人口集中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镇的社区[65]。

沿着德国纽伦堡法案或法国关于犹太人地位的法律,在德国占领几个月后于 1940 年 10 月颁布反犹太立法[65]。1941 年发生了几次大屠杀，特别是在安特卫普[66] ，属于犹太人的经济资产被没收[65]。1942 年 5 月，比利时的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的猶太之星徽章[65]。

从 1942 年 6 月起，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居住在比利时的犹太人被命令向梅赫伦过渡营报到[65]。那些不自愿这样做的人被警察围捕。1942 年 8 月至 1944 年 7 月期间，共有 26 个铁路车队将 25,000 名犹太人和 350 名罗姆人从比利时驱逐到东欧[67][68]。大多数人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其中一些去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和维特尔集中营(Vittel) [65]。

在被驱逐的 25,000 人中，超过 24,000 人被杀。到盟军解放营地时，仍有不到 1000 人活着[55]。

前比利时军队在梅切伦附近的布伦东克堡垒被纳粹征用，用于拘留和审讯犹太人、政治犯和被俘的抵抗运动成员。1940 年至 1944 年间，在布伦东克关押的 3,500 人中，有 1,733 人死亡[69]。营地本身约有 300 人被杀，其中至少 98 人死于剥夺或酷刑[70][71]。

战后的几十年里，全国各地竖立了大量公共纪念碑，以纪念在冲突期间为盟军而战的比利时士兵。有许多纪念盟军政治家和将军的纪念碑和街道，其中包括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伯纳德·蒙哥马利 [91]。英国和美国的大量墓地和纪念碑，特别是在与保加利亚战役有关的阿登地区，意味着战争的遗物非常明显[108]。

与其他国家一样，有许多退伍军人协会[109]和比利时城镇，特别是巴斯托涅，经常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老兵参观[110]。全国各地还有许多战争博物馆，包括布鲁塞尔的皇家軍隊與軍事史博物館，並告訴公众有关战争的事情[111]。比利时有纪念馆和博物馆纪念大屠杀,布倫東克堡壘也被保存为博物馆，自 1947 年以来一直向公众开放 [112]。自 1995 年通过否认大屠杀法以来，否认大屠杀是非法的[113]。

然而，在 1960 年刚果独立和随后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比属刚果士兵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114]。近年来，通过提高公众认识的展览提高了退伍军人的形象[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