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無教化可能

即便近來多數判決將「教化可能性」視為須透過實證調查方式證明之待證事項，然而，對於其中的「教化」卻未有明確的定義，僅視行為人改善、矯治。臺大法律學院謝煜偉指出_，教化一詞可能出自《監獄行刑法》的條文，條文裡認為教化是：提高國民道德、培養高尚情操。[11] 而在《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教化」所指涉的乃是法定的監獄常規活動，即便是死刑犯，在未執行死刑前，也是在獄中接受教化。[12]

實務判決中對於是否具教化可能性，究竟屬於「迴避死刑之事由」又或「判決死刑之事由」未有一致認定，造成是否宣告死刑寬嚴不一。[2]而一些人更認為「有無教化可能」是輕判殺人犯的藉口，像監察院長王建煊曾以曾文欽隨機殺人事件批評一些法官判案缺乏同理心，並說：「真希望法官家裡多遭遇一些不幸的事，他們才不會以仍有可教化空間為由，放縱殺人犯了。」[13]

2018年8月7日司法院頒布不具強制力的「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建議法官宣告刑酌定前考量被告再犯之危險，明顯與日本採取不考慮被告回歸社會可能、與美國採取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不同。[14]

中華民國法院通常針對犯罪者做精神鑑定與心理鑑定。前者確認犯罪者是否有精神疾患，如思覺失調症等，後者則透過心理學方法，描繪犯罪者的心理與人格特質。然而，法院對於「心理鑑定」的操作方法及標準並未有相關規定，像是進行鑑定的時間並不一致，加上法院的催案，心理師很少能有超過兩週時間進行觀察、描繪。

在鑑定標準方面，也模糊不清，甚至時常在心理師做成的鑑定報告中，鑑定報告結論直接代法官之職，斷定教化可能的有無[15]；臺大心理系趙儀珊曾參考國外文獻，從心理學的領域找出可相對應的概念，包含矯治的可能、再社會化的可能、再犯的可能三者做評估。然而，目前尚未廣泛採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