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徐友渔1947年3月17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于成都第一中学毕业[5]，后来担任红卫兵造反派组织领袖，上山下乡期间在川北绵阳的一个村庄生活了三年，然后回到了家乡，在成都打工六年。[2][6]

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杜任之以及分析哲学家、维也纳小组成员洪谦。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至2008年退休。[5]

期间1986—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师从当代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迈克尔·杜米特。[5]后亦曾赴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7]，并在2001—200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究学院任帕尔梅客座教授，该职位是提供给“专注于广泛和平重要领域的国际杰出研究人员”。[5]

文革早期曾担任成都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领袖。[6][8]

1988年起草向中共中央提交请愿书，要求释放魏京生。1989年参与民主运动。[5]

2008年签署《零八宪章》，对宪章内容提出过建议。[5]

2010年6月，许志永、滕彪、王功权、黎雄兵、李方平、徐友渔和老虎庙发起《公民承诺》倡议书，期待中国公民意识能够更加普遍，共同支持保护公民的权利。徐友渔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9]

2014年5月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被传唤和刑拘，参会人士包括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等[5]，其他被捕人士包括人权律师浦志强﹑人权活动家胡石根、80后作家刘荻以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10]。徐友渔承认是他发起5月3日的六四研讨会，开会地点在郝建住处。[11]同年6月5日获得释放。[12]据徐友渔回忆，由于是政治犯，又是教授，在狱中待遇相对良好。[5]

2015年起流亡美国，在纽约新学院任驻院学者。[4]

2014年，徐友渔获奥洛夫·帕尔梅奖[13]，其颁奖词：

2014年奥洛夫·帕尔梅奖授予中国哲学教授徐友渔，以表彰他坚持民主和言论自由原则的工作。

徐友渔关于自由、社会公正和人权的呼吁，是他在中国进行的抗争，但具有普遍意义。 徐友渔出生于1947年，居住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多年。他作为一位投入的中国公民和政治哲学家，要求尊重宪法保障的自由。2008年，他是《零八宪章》最引人瞩目的签署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工作，谴责将任何形式的暴力作为一种政治手段。

徐友渔在国内外备受推崇，2001-2002年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该位置是提供给“专注于广泛和平重要领域的国际杰出研究人员”。

徐友渔通过他的研究和倾向对话的论文，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徐友渔掌握四门外语，良好的数学背景以及有素的逻辑训练，使得他的努力富有成效并引人注目。2004年，徐友渔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4]。

徐友渔的观点倾向古典自由主义。[2]

1987年，徐友渔在牛津大学进修期间去贝尔格莱德参加学术会议。在城市游览遇到一个老人主动当导游。但当徐友渔邀请他到房间喝咖啡，老人变得很恐惧，坚决不肯。徐友渔明白，这是因为老人恐惧了，担心和外国人接触受到警察盘问和追究。[2]

父亲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25年留学法国，结识周恩来等人，1927年被派遣至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奉派回国，工作于上海党中央机关，又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然而父亲被国民党所捕入狱，为保全生，只得先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徐友渔甫上小学，父亲便开始教导他外语（俄语）及古文，他形容自己是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之下长大」的学校风云人物。父亲后半生最大心愿，就是党对他曾脱离一事予以谅解，然直至生命终了仍被视为异己，辞世时仅60岁。半年后，母亲也病逝，徐友渔14岁痛失双亲。少年时期便失其怙恃的徐友渔，对自身归属感的急迫需求，影响其后在文革中的角色选择。

1994年出版的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于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1996主持完成并与陈嘉映、周国平等合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与哲学》在当代汉语语言哲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1999年于香港出版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被称为是研究红卫兵问题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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