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读学校据信源于苏联于苏德战争时设立的「工读教育学校」。不同的是，当时苏联的工读教育学校主要招收苏联的战争孤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等人的倡导下，工读学校被引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惟该类学校变成了管教「坏孩子」的专门学校。195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所工读学校北京海淀寄读学校开办[3][6][7] [8]。到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工读学校200余所，但大多数工读学校于文革期间都一度停办[3]。1987年，中国共青团中央下发《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对工读学校作了规定」[3][1]。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后，在家长（或监护人）、学校，以及公安局三方面同意之后，才可以将相关学生送入工读学校，而在此之前，学校报当地公安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当地教育部门同意后即可将相关学生送入工读学校[4]。同时，工读学校的官方定义也发生了变化，1995年之前，官方将工读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义为「把具有轻微犯罪行为的学生，通过半工半读教育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而在此之后，官方将其职能改为「接纳厌学和行为偏常的『问题学生』」[1]。

在历史上，曾有工读学校被用作五七干校、严打时期的拘留所的案例。甚至有工读学校为了缓解压力而在学校开办工厂[8]。

中华人民共和国女作家柯岩曾在1984年出版了以工读学校为背景的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该小说随后被改编为电视剧，在该国获强烈反响[8]。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读学校已普遍不要求学生进行劳动[2]。

近年来，工读学校数量锐减。截至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76所工读学校[1]，且大都面临困境[7]。在现有制度和社会观念下，工读学校很难招到学生，其社会声誉也不佳[7][2]。一些父母对在工读学校学习的子女采取逃避、放任的态度[2]。在工读学校工作的教师亦有待遇低、压力大的抱怨[7]。

另一方面，工读学校自身也存在办学条件差、模式不规范的问题[3]。

有观点认为工读学校有必要继续存在，惟需进行改革[8]。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星华认为，工读学校会对未成年人造成心理伤害[4]。

河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称，很多任务读学校的学生在离开工读学校后，会「故态复萌」。对此，一名工读学校校长认为，应该「加强工读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交流」[2]。

• 少年管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