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与共时

这组概念是1896-1911年间在日内瓦担任普通语言学教授的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理论，出现于1916年出版的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

索绪尔的历史比较和重建语言学老师，如格奥尔格·库尔提乌斯，提倡新语法宣言，根据该宣言，语言的变化遵循绝对法则。因此，有人认为，在发现这些法则后，缺乏幸存资料的古代语言可以无限制地重建。与他的前辈相反，索绪尔在他的课程中用多个例子证明，这些所谓的“法则”太不可靠，使得重建的程度很难大范围超出现有资料的程度。因此，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的变迁（历时性）并不是一个系统。相比之下，每个共时阶段都是通过相互关联的意义和形式，形成系统性的平衡，因而结合在一起的。为了理解为什么一种语言在某个阶段具有某种形式，就必须考虑历时和共时的维度。

索绪尔同样拒绝了达尔文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谢尔和馬克斯·繆勒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语言是活的有机体，所以语言学属于生命科学。索绪尔说明语言的历史发展时，使用了电影比喻来区分共时性和历时性观点。尽管电影中的物体看起来在移动，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幻觉，因为电影的每张画面都是静态的（“共时的”），并且画面与画面之间除了无生命的帧之外一无所有。同样，语言的“生命”——简单而言就是語言變化——由一系列静态点组成，这些静态点在物理上独立于前一阶段。基于此背景，索绪尔警告不要混淆共时性和历时性，并表达了他对不能同时研究二者的担忧。[2]

索绪尔逝世后，《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之后，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分离引起了争议，并遭到罗曼·雅各布森和马蒂内·安德烈等结构语言学家的拒绝，但这受到了生成语法学家的好评，他们认为索绪尔的声明是对历史比较法的全面拒绝。[3]在美国语言学界，索绪尔被视为历史语言学的反对者。1979年，约瑟夫·格林伯格指出：

过去十年左右语言学的主要发展之一是重燃对历史语言学的兴趣，并且似乎仍在不断扩大（……）至少，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的严格分离——如索绪尔所设想，但在实践中从来不是绝对的——现在已被广泛拒绝。[4]

相比之下，马克·阿罗诺夫认为，索绪尔将语言理论植根于共时状态，而不是历时状态，打破了19世纪语言学演化解释的传统。[5]

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已经被延续到哲学和社会学中，例如罗兰·巴特和让-保罗·萨特。雅各·拉岡也将其用于精神分析。[6]在索绪尔之前，喀山学派的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米科瓦伊·克鲁谢夫斯基也独立发展了许多类似的概念，他们使用了语言的静态（statics）和动态（dynamics）这两个术语。[7]

1970 年， Eugenio Coşeriu重新审视了索绪尔在语言描述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区别，以地理方言型（diatopic）、社会方言型（diastratic）和情境型（diaphasic）来描述语言变异。[8][9][10]

• de Saussure, Ferdinand. Bally, Charles; Sechehaye, Albert , 编. . 由Harris, Roy翻译.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83. ISBN 0-8126-90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