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

人工授精代孕（traditional surrogacy）是利用代孕母亲的卵子和委托父亲（或是捐精者）的精子受精。代孕母亲的授精可以用自然方式，也可以用人工授精。以基因的角度来看，人工授精代孕所生的小孩和委托母亲无血缘关系。若是用捐精者的精子进行授精代孕，小孩和委托父亲就没有血缘关系。若是用委托父亲的精子授精，小孩和代孕母亲和委托父亲是有血缘关系的[2]。

有些人工授精代孕会由代理孕母和委托父母直接进行，没有医师的介入。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内，若是用使用捐精者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代孕，委托父母需通过领养进程，才可以在法律上成为孩子的父亲及母亲，行使相关义务及权利。若是通过代孕机构安排，许多代孕机构也会处理代理孕母和委托父母的法律事宜。

试管婴儿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最早是在1986年4月1日提出的[3]，是由体外人工受精（IVF）产生的胚胎植入代理孕母的子宫内。试管婴儿代孕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不论是哪一种形式，以基因角度来看，所生的婴儿和代理孕母是没有关系的：

• 胚胎是由委托父亲的精子及委托母亲的卵子培养而成。
• 胚胎是由委托父亲的精子及捐卵者的卵子培养而成。
• 胚胎是由委托母亲的卵子及捐精者的精子培养而成。
• 胚胎是由他人捐出的，可能是体外人工受精后多余的胚胎，捐出给其他有需要的人。此情形下这个婴儿在基因上和委托父母是没有关系的[4]。

代孕在中国大陆属于非法行为，其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04）均明确规定禁止相关医疗机构和技术人员实施代孕。2010年代以来，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不孕不育人口占育龄人口12.5%等诸多因素下[5]，中国大陆商业代孕、卵子交易日渐繁盛，业已形成产业链。有报道披露中国大陆每年代孕出生的婴儿超过1万名[6]。

2015年4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关于印发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与其他12个部门开展打击代孕的专项行动[7]。

第三条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

第二十二条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8]

……
（二）实施代孕技术的；
……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

三、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

……

（五）禁止实施代孕技术。
……

（十三）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04）[9]

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着手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而修订草案中有计划添加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的条文[10]。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但是禁止代孕的内容却并未出现[11]。在此法修订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放松对代孕的管制，以帮助有生育困难的人群[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未禁止代孕被商业代孕从业者，认为是中国政府对代孕行业的默认。时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法制司司长张春生解读，修正案最终删除“禁止代孕”表述，并非暗示代孕将会合法化，“未来仍将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亦有专家认为，可供执行的规定只是国务院规定，且只能约束、规范医院和医生，甚至连商业代孕的中介都管不了[5]。

非商业合法。

• 台湾代孕的法律规范与《人工生殖法》相关。中华民国卫生署自1995年开始，草拟《人工生殖法》草案。因代孕、死后取精、克隆人等争议无法通过。该法与代孕争议脱钩后，于2007年3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完成立法[13]。其后，代孕争议仍广泛存在。2020年5月1日，民进党立法委员吴秉叡提案修正《人工生殖法》在立法院完成一读。将允许商业代孕[14]。

孕母、卵子提供者皆为女性，故在商业代孕中，女性权利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大陆网络舆论在对代孕合法讨论中，即有女性地位得不到保障、被彻底“商品化”的担忧而发出强烈反对之声[6]。有研究者直接将之类比为中国历史上，曾广泛存在的典妻[15]。如同赞成罚嫖不罚娼及满足异性恋男性的色情消费，激进女性主义同样强烈反对代孕。